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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研究综述

时间:2023-09-17 10:20:05 优秀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吴卫东,陈 航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虽然有效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城市病”的产生。为优化城市的发展结构,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智慧城市”发展理念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主题。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物联网感知设施、通信系统等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1]这说明我国政府正式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提上重要日程。然而,“智慧城市”这一理念对我国来说属于舶来品,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再加上起步晚,建设经验有限,目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未能从传统的城市建设思路中转变过来,这使得对于智慧城市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一)国内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1年,我国城市化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城市人口以51.27%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但城市化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提供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智慧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并很快受到国内学者的支持。经过整理,从2005年起,截至2021年10月底,在中国知网中以“智慧城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已发表的文献共有23006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及以上期刊的论文共有2922篇,具体数目详见图1。

图1 国内“智慧城市”相关文献发表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对于智慧城市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2010年以前)。在此阶段中,智慧城市概念刚刚引入中国,学界缺少可供参考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整体发文量较少。

2.初步探索阶段(2010—2012年)。2010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批以上海、南京、深圳为代表的发达城市开始纷纷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行列,该阶段围绕智慧城市的探索和研究也随之增加。

3.快速发展阶段(2012—2016年)。由于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我国迎来了一个建设智慧城市的潮流,相关学术期刊的发表数量开始突增。

4.系统深入研究阶段(2016年至今)。2016年,《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步入正轨,同时学界对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也进入系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献数量增长速度放缓,研究成果更加全面。

(二)关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工程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2009年,智慧城市概念被IBM公司介绍到中国,立刻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由于这一理念引进时间不长,所以学界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诸多解读和阐释,至今还没形成统一的定论。本文对国内不同学者关注的侧重点进行梳理,将他们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认识分为三类:重“智”型、重“慧”型和“智与慧”兼顾型。

1.重“智”型——技术角度

此类观点的支持者多从技术角度定义智慧城市。巫细波、杨再高认为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以一种更加智慧的手段,运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型网络通讯技术来转变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方式,对于各项城市活动的需求做出迅速、准确的响应,以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2]李德仁更是强调,智慧城市就是数字城市、云计算技术和物联网的结合。[3]重“智”型观点强调信息技术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其优点是紧紧围绕智慧城市的技术基础,突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元动力”;
而其缺点是简单用智能化代替智慧化,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忽略了民众、公共服务等关键因素。总之,这类概念虽强调了智慧城市的出发点,但对其落脚点强调的不够,存在手段与目标倒置的错误。

2.重“慧”型——目标角度

此类观点注重智慧城市的目标导向。杨冰之认为未来的“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城市的3.0版本。[4]袁文蔚、郑磊认为智慧城市的内涵既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也要有人本因素等。[5]重“慧”型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智慧城市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构建更加健全、简便、快速响应的功能机制,以期更好的消除“城市病”,实现城市的创新、健康发展。该观点强调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人本化理念,容易被民众和市政管理者的理解和认同,但缺乏对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的描述。

3.“智与慧”兼顾型——系统角度

该类观点主要是从整体性的视角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综合描述。李重照、刘淑华等人认为智慧城市是在信息技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式治理,提高市政管理的智慧化水平,并为民众提供更完善、公平的公共服务。[6]“智与慧”兼顾型观点坚持整体设计、注重规划的原则,通过问题定位,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以整体性、关联性推进智慧城市的系统化建设,并强调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默契配合。

目前学界关于智慧城市的概念仍处于讨论阶段。不同领域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想法各异,把握重点不同,导致无法形成对智慧城市的统一化概念。通过对上述研究的总结,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通过对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进行创新,通过对信息通讯技术和各类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建立起智慧化的城市功能体系。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准确阐述不应局限于技术、应用、系统中的任何一点,而是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

(三)智慧城市的支撑要素研究

智慧城市具体内容的真正落地,并能充分应用于城市日常运行中,要受到诸多支撑要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技术要素、资本要素、政策要素和人才要素。这四类要素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共同支撑起智慧城市理念的发展与创新。目前,学界对于智慧城市支撑要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要素。数字城市、物联网和云计算被公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可以将智慧城市的需求感知功能发挥到极致,为城市治理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方式。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技术(CIM)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智慧城市的地理空间模型,并以其模拟性、协同性、实时传输性,打破了数据传输的时空限制,有效保证了信息的共享性和安全性,可以有效避免数据孤岛和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出现。[7]

2.资本要素。作为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行的经济支柱,资本要素是智慧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学界对于资本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投资主体的角度看,建设早期主要以政府为主,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企业、社会组织等非公共性主体作为补充逐渐加入进来,优化了智慧城市建设的资金支持。第二,从融资方式的角度看,大多数学者对政府与社会主体合作的PPP模式变现了极大的兴趣,PPP模式作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政社融资模式,突破了政府主导的单循环模式,可以形成稳定的资金流,以确保资金的持续供给,优化多主体参与的建设模式。[8]

3.政策要素。2012年底,住建部出台了我国第一项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式进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2016年10月,银川市政府出台了全国首部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政策体系的初步健全。随着智慧城市试点的不断增加,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优化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环境。但由于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存在相关政策的总量较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4.人才要素。人才要素是实现城市智慧化的关键。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技术、资本、政策三类要素,最终还是由智慧型的人才去掌控和调配的。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引”和“育”两个层面出发,既要通过创造良好条件来吸引外部人才,也要通过政产学研多方合作来培养所需的关键人才。[9]

(四)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研究

伴随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加强。

1.国外研究现状

Giffinger研究团队在2007年设计了欧洲智慧城市“六指标”评价体系,从智慧经济、智慧人口等六个方面来认定一个合格的智慧城市。[10]2009年,IBM公司在其出版的《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白皮书中指出,智慧城市的核心系统包括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的建设情况直接决定着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11]2012年,Boyd Cohen团队将电子政务、创新城市、绿色生态等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对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最终评选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为世界各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典型样板。[12]由于起步早,发展时间长,国外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细分的比较彻底,指标的层次清晰,评价内容全面,并且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人文等层面的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一些组织和学者对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详见表1。

表1 国内智慧城市评价体系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慧城市评价的研究时间较短,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是借用国外相对成熟的体系,其中一些指标的选取和设计并不符合国情,存在硬性嫁接的问题。但总体上,我国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正日趋完善,指标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民生方面。

(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目前,国家住建部共发布了290个国家级试点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以华东地区分布最为集中。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跟进,陆续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截至2020年底,我国正在规划和建设的智慧城市已经超过了800个(其中部分城市可能有重叠)。尽管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暂时领先,但我国智慧城市试点的总数已经超过欧洲、美国和印度之和,发展前景一片向好。

(二)我国智慧城市发展问题研究

智慧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新型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经过梳理,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缺乏地域特色。目前,中国并没有可以作为典型示范的智慧城市样板,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容易硬性移植国内外的各类经验。一旦上级政府对某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表示认可,其他城市便纷纷复制,形成路径的依赖性,导致出现“千城一面”,城市特色文化支离破碎的现象。

2.缺乏信息资源的整合机制。从目前情况看,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利用仍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难点。城市各部门、各系统缺乏科学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且部门间协同困难,很多问题往往是技术上容易解决,但管理机制体制上难以实现,造成了信息资源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导致大量“信息孤岛”“智能孤岛”的存在,严重阻碍智慧城市的建设。

3.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持。然而,我国在信息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还有一定缺陷。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电子信息技术有超过80%的领域依靠国外引进,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依然被外国公司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风险。如今,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已步入系统化发展的关键期,以往的“拿来主义”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而且留下一系列的安全漏洞,对我国信息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

(三)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路径研究

众多领域的学者针对上述智慧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也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1.完善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智慧城市建设应根据城市的特色和优势预先制定和完善顶层设计,并根据任务轻重合理规划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建立长效发展的制度保障。甄峰等人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要树立全局观念,重视智慧城市各个支撑要素结构体系的设计和规划,以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方案。[15]各城市需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发展规律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与规划体系。

2.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智慧城市建设应不断加强核心技的自主研发,依托信息技术培育相关行业的发展,要加强政学研企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高新技术研发,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同时,邹福军认为切实加强技术创新需要重视研发人才的培养,以优惠性的政策促进智慧城市重点领域的技术研究,对优秀人才给予全方位、高福利的政策保障,以提升智慧人才的储备。[16]总之,新技术的研发需要智慧人才、智慧官员和智慧市民的共同参与,实现智慧化的上下串联。

3.整合信息资源,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当前的城市各个信息系统基本上都是独立存在和运行的,这些独立的信息系统分割了城市的信息资源,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阻碍城市的智慧化进程。因此,必须整合城市碎片化的信息资源,建立一种稳定的信息共享机制。姚乐和马亮等人认为应该搭建一个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互动共享的公共开放数据平台,打破地域、部门、层级之间的各种界限,实现信息资源的协同共享。[17]辜胜阻等人认为要实现数据的共享必须先建立统一的信息化标准,从国家层面实现对信息行业的标准化规范。[18]

4.健全信息安全法规体系。智慧城市的发展对我国信息安全法律法规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在推动核心技术研发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信息安全的立法工作。如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安全保护法》,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信息安全的法律空白。通过完善标准规范和法规体系,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确保智慧城市的安全运行。

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已取得了初步进展,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只经历了十余年的探索,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虽然围绕智慧城市内涵、支撑要素、评价体系和问题对策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存在研究成果不足且质量不高、研究内容相对单一、缺乏系统化的研究思路以及理论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了促进对智慧城市的深层次研究,未来应该紧紧围绕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支撑要素、评价体系等核心主题,不断拓宽研究的视角,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是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科学界定。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城市管理、技术发展等视角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析,但他们的阐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不清,常常将智慧城市与智能化城市、数字化城市混淆在一起。所以,作为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发展基石,对于其概念的理解应该将“智”与“慧”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此形成一个更加科学系统的界定。并且,这种更加科学系统的概念界定是否可以促进智慧城市与服务管理、绩效评价等相关理论的有机融合,也是未来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是关于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设水平方面,而在智慧城市的绩效水平、服务实效、政策效能等方面展开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怎样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怎样能够提高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的全面性,都需要在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展开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

三是关于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方面的研究。在高度智慧化的同时,智慧城市的运行系统会收集并产生庞大的数据信息,其中很多数据涉及到民众和国家的隐私,存在被泄露和非法利用的风险。因此,怎样科学合理管理这些数据,并建立一个高效可靠的信息安全系统,以此保证智慧城市的正常正常运行,不仅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未来智慧城市研究的重点方向。

四是关于智慧城市实践层面的研究。随着智慧城市理念的引进和发展,与智慧城市城市运行系统相关的各个子系统,诸如医疗、交通、教育、应急管理等都直接或间接的得到智慧化的升级和改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那么这些升级和改造如何顺利完成,这些变化如何能够完全发挥助民利民的效益等等,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因此,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实践的持续发展,学术界应该在准确掌握智慧城市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镇化的特点,进一步深化对智慧城市实践路径方面的研究,从而高效地解决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推动我国城市发展的智慧化转型。

总之,智慧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智慧城市的研究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十余年间,不同领域的学者立足智慧城市的定义、支撑要素、评价体系、实践经验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尚不成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智慧城市终究是人的智慧的发展和外延,智慧城市的建设一定要注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智慧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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