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埂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明确了全党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与正确的党史观，要做到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一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12，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我们发现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为此把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结构讲清，既是厘清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一体”逻辑的理论要求，也是准确把握党的早期革命经验的实践要求，更是在新时代继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思想动力和实践借镜的关键之维。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程中，理论界和学术界虽较少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因其冠以“早期”一词，容易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相纠缠，故多避而不谈。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同构性。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化”借助于“传播”，以“传播”为基础，如果离开了“传播”便不能“中国化”。从共时性上看，“中国化”与“传播”是共时共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同时就已经引发了中国化的萌芽，只不过“传播”以显性呈现，“中国化”以隐性为特征。但二者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词性上讲，“传播”以“传”为主，意在造成“广播效应”，但能否引起思想共鸣，则难以考察。“中国化”以“化”为重点，“化”落脚于“吸纳、改造、升华”等意涵之中，是“受体”由被动到主动的根本转变。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业已意识到社会改良运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空想性，转而主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之道，在对新道路的学理阐释与实践探求中，就已经高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品质和内在精髓。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如何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阶段划分，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而非理论思潮，便是其始源性标志[2]。另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3]，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格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有在党成立之后，才真正将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4]。也有观点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发端于党的二大，因为党的二大第一次认清了国情，指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5]。上述观点虽各执一词、难以弥合，但从侧面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内蕴的研究价值淋漓演绎。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已无可争议。其问题的争论点是：为什么能形成“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要实现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会跌宕起伏、艰难曲折？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有哪些重要启示？这些议题的应答，可以通过对“西学东渐”“共产国际”“革命实践”三条进路的学术考量加以显明。
不可否认，“西学东渐”带有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东传的意味，但其在扩展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所造成的内质性带动作用却是难以抹除的。众所周知，肇端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前期以西方人士来华传播异域文化、风俗习气、宗教思想等为主体内容，呈现出明显的民间文化交流样态，此时并无其他直接社会变革意图或特殊政治意义。但在其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播行为骤然转变，传播方式由外入变为内引，传播主体由洋人转为国人，传播内容由文化深入政治，整体呈现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观念层面的演变逻辑，梁启超将其概括为三期“进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6]404—405。在其影响下涌现出以中体西用为宏旨的洋务派、以变法图强为意旨的改良派、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派等群体。此后伴随辐射范围的扩大、传播层次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开始传入。可以说，西学东渐在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以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3]。至于“西学东渐”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大致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得以阐证。
其一，依凭其内在张力改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境遇
严格而论，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西学东渐不无关联，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早期往往被认作是一种理论学说，传入伊始作为思想观点或思想潮流来满足国人的理论需求，并不具备明显的政治愿景，故与其它西方哲学或政治学说一样被国人当作认识世界的工具得以接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国内最早出现“马克思”及其字样的材料为1899 年2 月《万国公报》第121 期上的《大同学》，在其中略有提及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新式内容。此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引介了能够体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关学说，而这些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关联。再其后，梁启超于1902 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其中有篇幅就论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7]。紧随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马君武等也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文章和著作进行了相关研究和阐释。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学派通过其刊物《天义》，相对系统且完整地引介了《共产党宣言》的英译版序言，此时这部著名文献在中国初显端倪。
至此，凭借“西学东渐”思想潮流的转场，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作为理论学说顺利进入东方视野。总之，“西学东渐”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是综合多维的：从发生学上看，“西学东渐”在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便车和推手；
从时代价值看，“西学东渐”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先河，培育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优厚土壤；
从延展路径看，“西学东渐”拓展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和文化空间。正是借助“西学东渐”这股潮流，马克思主义才顺利进入中国本土，从此开启中国化的现实之路。
其二，以其深刻的融合性筑构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义环境
“西学东渐”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学人的思想观念，使受众在接受外来理论的同时得以认清实现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演进有着重要的置导作用。显而易见，如果缺乏“西学东渐”在理论上的预演与改造，即便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具有“强烈革命气息”的马克思主义，也难以引起我国革命者的思想共鸣，甚至会引发已经陷入“以英为师”“以日为师”“以美为师”苦闷抉择中革命人士的思想茫然，使其难以明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甚至会遮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可以说正是精神思想上的先遣性洗礼，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境脉，实现了其文化意义上的开拓性意涵，并为马克思主义的顺利传播和拓展创造了有效的语义环境。
另一方面，在“西学东渐”进展中促使“觉悟者”从实践角度援引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命运，并将全部理论指向早期中国革命实践。例如，李大钊在西学影响下较早地表现出实践唯物主义倾向，率先意识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紧迫性。他曾指明：“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8]3，把理论用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使之在实践运用中得以改造和完善最终融合于新的实践场景，这种脱离教条主义的实践运用，就蕴含着使理论本土化和具体化的创造性思维。李大钊所倡导的“理论适应环境”与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时代初探，这种理论自觉与“西学东渐”所引发的理论检验不无关联。
其三，以其宏大的思想感染力催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登场
综观近代，外来理论意欲在“兜售激烈”的中国市场站稳脚跟，绝不能缺乏当时文人学者的站位与支持，我国早期具有马克思主义潜质的理论者，大多数正是从新文化运动转化而来的。就实质而言，新文化运动在前期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倾向，后期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致使这场“唤醒”运动转变为以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国民性改造为主旨的革命盛宴，聚拢并培植起一批具有早期革命意志的马克思主义者。
深受西学中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在1915 年便认清了社会主义与人民平等之间的必然关联，于是撰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并从中呼吁“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9]8，表明此时他已萌生了早期朴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1920 年所作的《谈政治》中，他又进一步认识到所谓国家主义具有很大的不足，从此毅然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10]124，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无独有偶，李大钊在早期也对西方民主主义抱有较大热情，在《威尔逊与平和》中他曾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予以高度评价，他曾深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11]268，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的瓜分狂潮以及巴黎和会的失败，让他深刻见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所谓民主政治的虚假。与此同时，在俄国代表工农利益的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斗争取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深刻的政治变革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其最终完成了向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转变。
同样，在西学渐入时期受到外来理论影响的，还有处于奋进阶段的毛泽东，在经历一系列民主运动之后，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2]2，这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在毛泽东身上初显痕迹。同时期正在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有蔡和森，他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明确提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13]78，展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阶级斗争观念。在那个社会动荡且文化渐次解构的年代，受到外来文化（主体仍为西方文化）影响，已经或正在筑构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还包括李达、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等早期革命人物。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登场，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带动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有了核心和主心骨，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实质而言，“西学东渐”在我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培育了重要的历史土壤，并在思想襁褓中孕育了具有宏大前途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西学东渐”牵引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4]651存在内在精髓上的贯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介质是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传播内容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这些特征也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内在机理上的深度勾连。总之，西学东渐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质上也就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序幕”[3]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诸多恩怨是非，二者关系也错综复杂，但就本质而论，双方始终以一条主线相处，即共产国际的干预与中国共产党的反干预。关于共产国际如何影响中国共产党，进而试图干预中国革命，如何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来影响党的舆论，以及在党内频繁出现的“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存在何种渊源，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可以通过下述要点予以探析。
其一，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但力图使之产生依附关系
就实质而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原则，内生于中国复杂的革命环境之中，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近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前提是党组织的独立完整，这也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恩怨纠缠也往往集中于此。从客观上讲，共产国际虽然经常以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来推行自身利益，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也确实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助推作用。例如，维经斯基是受共产国际的任命和派遣才于1920 年来中国帮助组建共产党的，在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后，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援助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15]59。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与共产国际紧密关联。而如果仅依靠中国革命势力的自发组织，由于中国工业体系相对落后，无产阶级群体力量较为薄弱，则不会较早地形成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到1921 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再次来到上海，在他们的提议和组织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说明党的一大的顺利召开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从苏联保存的“中共一大会议记录”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等文件来看，虽然此时党的一大才刚做出联合共产国际的决议，但共产国际早已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实质的“上下级”关系，因此“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6]。
在列宁关心下，1922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特别意义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一共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7]67。显然，加入共产国际对身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使幼年的党能够通过共产国际获得更牢固的组织支撑、更全面的理论指导、更深厚的物质力量支援，这些要素对于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党要全面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当然也毫不掩饰地在思想、组织、行动诸方面无所不及地干涉党的一切。比起“干涉”更严重的是思想介入，在后续革命活动中迅速投射到党的具体工作之中，严重影响着党的自身成长。
之所以会形成“唯共产国际为是”的局面，其直接原因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指出：“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
收入记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17]47。此处可以明显地看出，党的活动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共产国际，为了能获得维持正常革命活动的稳定经费来源，党组织不得不向共产国际“妥协”。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共产国际对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认识偏差，共产国际急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将自身标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天然领导者，要求各国共产党对其绝对服从，但却对各国实际革命条件置若罔闻，以教条主义视角蔑视革命具体性，过于追求国际统一性，在这种氛围下对他国共产党的干预必将是紧致和严苛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以下述两种类型为主。一是共产国际通过委派国际代表充当“钦差大臣”指导党的工作，进而左右党的组织体系和人事安排，其根本目的是要筑牢二者之间的附属关系。二是在党的六大后共产国际不再向党委派代表，改成党派驻人员到共产国际总部，这样就弱化了“本土派的干扰”，进一步强化了上下级领导关系。诚然，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强力政策，但也离不开党自身的因素。因为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18]610。因此在思想、组织、理论上经常对共产国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心理，没有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实现独立自主走自身革命道路的紧迫性。总之，正是内外因素的多方糅杂，造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局面，此番境遇也将中国共产党引向实行组织变革以走向独立自主的必然之路。
其二，共产国际的干预是引发党探索自身道路的综合推力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党组织形态的确立、政策策略的制定都给予了力度较大的援助和支持，如果离开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党或许还需要继续在黑夜中探索，这应当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助力。除此之外需要明晰的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认识不清，所以才经常做出偏离中国国情的“远方指示”。因此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便成为党继续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出路。
回顾历史，党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经历了复杂与艰难的历程，尤其在与共产国际的对弈下想独立自主则更显曲折。1922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晤后，在西湖会议上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决议与此前党通过的“党外联合”策略相左。关于党内合作事宜，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已经陈述过，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弊大于利，并明确指出“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17]31—32，显然这是党对处理自身相关事件给出的最终定论。但后来却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仍然不得不“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15]84。此后实践也证明，虽然党内合作在前期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但这种简单的合作模式却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党的革命领导权，这是共产国际所难以预料的。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甚至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抱有幻想，意图通过推行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方针[19]，妥协让步，以领导权换取联合权，但缺乏领导权的联合并未带来真正的民主平等，两党之间的合作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决裂。大革命的失败让共产国际认识到把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通过八七会议指导党迅速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但会议对“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20]151，表现出较明显的盲动性。在实际指挥中，共产国际对客观环境认识不清，且不顾反革命势力集中于大城市的事实，一意指示举行以武装夺取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盲动的结果只能酿造失败，秋收起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城市中心论”与中国国情根本不符，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1956 年，毛泽东对此深刻地指出“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21]63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特点从中国革命形势出发，放弃城市中心论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把革命斗争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可以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典范，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挽救了人民军队，转变了革命方向，更在于它尝试打破共产国际的束缚，是彰显中国共产党革命自主性的重要探索。共产国际试图全面干预中国共产党，进而左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借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显露出其教条与狭隘的一面。在后来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虽然仍处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但却已充分认识到走符合自身实际革命道路和坚持独立自主的现实重要性，开始真正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西学东渐”和“共产国际”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基本属性来看，二者皆为外部要素，而非内生性动力因素；
从作用方式来看，二者均表现为激发、引导、强制、施压等外力作用，而非内在主动的突破力量。与之相比，“革命实践”则显现为相对持久稳定，更加主体化的源生性动力要素，是党克服自身矛盾的本质力量彰显，也内在规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处在多种考验之中，其应对方法俱无先例可寻，正如毛泽东曾经感慨“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22]，寻求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正是这样一种开创性探索。关于革命实践的内生性动力表达，可从以下方面阐述。一是革命实践锻炼了党，推动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走向成熟，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蕴生出一系列具有实践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二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一批相对稳定的，且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的，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早期革命领导人群体。关于革命实践的具体历史作用，以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存在的深度关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辩述。
其一，革命斗争使党在积累经验的同时实现由弱小向强大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既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更是一部艰辛求索的革命史，研究党的发展历程也必然能对早期马克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形态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众所周知，党的早期成长一直是艰难坎坷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党所处的“内忧外患”大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党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特指近代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这样环境中，一个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党要想取得生存和发展，就免不了要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即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但与强大的阶级敌人相比，党自身力量还相对弱小，加之此时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开化和动员程度也均处于低水平状态，阶级基础较为薄弱，这样一种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在整体上压抑了党的早期成长。而所谓“先天不足”特指党自身建设的特殊状况，主要表现为党的建设周期短，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在我们国家“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到1921 年党的诞生，总共只有两年多的时间，理论准备很不充分（俄国党则从1883 年到1903 年用了二十年的时间）”[23]，毛泽东也指出“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历经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24]1469。
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导致行为上的盲动，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正是依靠革命实践使党的思想认识得以不断科学化。例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没能准确把握革命形势，及时认清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致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快速蔓延，甚至在暗地里还滋生了某些放弃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斗争的言论。此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过与国民党围剿势力的周旋斗争，全党才逐渐转变认识，并意识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5]222，实践也证明党能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解决中国矛盾必然要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首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其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有的放矢”，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的“的”，其必然路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言而总之，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关键推动力，党既在革命实践中寻找出路，也在革命实践中完成自我突破，通过实践不断纠正错误、革新观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百折不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优秀品质保障。
其二，道路探索促使党建构起符合时代特征的创新理论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获得丰富革命经验的同时也创造出指导革命的正确理论，这些成果正是在遵循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取得的，邓小平将其总结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25]340与“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26]380，立足本国具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从历史来看，党的二大依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认清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及其国内拥趸，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由于基层组织不完善，运动缺乏组织性使相关政策难以及时有效贯彻到工人群众中去，让党深刻认识到需要将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工人俱乐部升级为工会，把总工会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才能有效防止“工联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党切实地领导和巩固工人运动。党的三大则吸取孤立革命难成气候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相关文件，说明此时党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合理性，从而开始寻求国共合作，极大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此后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党在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5]237，毛泽东将其阐释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8]547，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现实意义。
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党的革命经验丰富起来的同时，革命理论也渐趋科学化与系统化。例如在革命队伍建设方面，针对以农民为主体且纪律涣散的旧式军队变革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坚持“支部建在连上”，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早期应用。在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和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正是这些具有实际效果的军事策略灵活应用，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以少胜多的革命奇观。在党风建设方面，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顽瘴痼疾，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主张通过实践唯物主义来改造唯“本本”、唯“经验”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使学风、党风、文风根本转向，实现全党的思想统一。同时针对党内曾经出现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态度，毛泽东提出对待党员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确立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错误、转变思想的教育方针。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27]875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将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基础性地位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以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总之以上具有创建性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都是在革命实践中取得的，也正是在挫折与失败的磨练中，党才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的有机融合，形成了在实践中创造与应用理论、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理论的良好风尚。
其三，在革命过程中诞生了一批稳定的领导人群体
邓小平曾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28]298。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探索，直到遵义会议党才形成了稳定的领导人群体。1935 年1 月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进一步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并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9]120“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9]121。此后又在3 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体形成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代表的新“三人团”，至此党内领导人群体才逐步稳定起来。遵义会议之后，在事实上“毛泽东已经趋于核心地位，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领导人已经形成一个代表正确路线的领导集体”[30]。1963 年9 月，毛泽东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31]923，也正是这次组织变动奠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群体的基本规模。1938 年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后表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明确认可和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此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六届七中全会、党的七大，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最终成型。
“西学东渐”“共产国际”“革命实践”是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条重要进路。如果缺乏西学东渐在理论上的传播与改造，就很难形成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语义萌芽，也很难让当时国人在历经西方各种思潮挫败后，迅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武器。如果缺乏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革命的扶持与引领，革命形势必定难以为继，但党受惠于共产国际的同时也受制于共产国际，同时共产国际的策略性失误经常因缺乏修正机制彰显出难以遏制的破坏力，在与其对弈中把握革命自主权和坚持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出路。如果缺乏革命实践的锻炼与改造，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势必仍将大行其道，也必然对革命行动造成较大影响，故只有坚持在实践中批判与改造思想，达成理论与行动的自立自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度内化和深切活化。以上三条进路共同表征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生成、开拓与发展的内在机理与演进逻辑，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思想动力和实践借镜。
研究党的历史既不能只停留在讲故事、听故事的层面，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从成功中寻求慰藉，而是要在加深对党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力量。通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结构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其在“领导核心、文化自信、中国道路、自我革命”等层面蕴含内容深刻、特征显明的时代启示，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时俱进勇于自我革命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其一，深刻把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的内在要旨
党的艰难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形成一个核心实属不易，正是因为有了核心，党才有了定盘星，人民才有了主心骨。只有紧紧跟随核心、拥护核心，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理顺关系，调动积极性，才能集全党全民之力共克时艰、开创未来[32]。“核心”是时代产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33]137。但核心又不是“摆设”，需要切实地以高度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来坚决维护和紧紧跟随，“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34]337。在新时代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更加深入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关键地就是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35]2。“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的本质要旨就是要确立党和人民的思想核心、理论核心和政治核心，但确立核心并不是要树立个人权威，而是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反映民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就是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就是在维护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至上理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内在展现[32]。
其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回顾党的思想发展史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离不开思想的推动和理论的指引，思想和理论存在于漫长的文化积累之中，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然需要更加深入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方向问题，能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36]9。为此需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再者，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最后，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红色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统一，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辩证统一，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有机统一。
其三，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样的道路以及如何走这条道路，既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也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党的百年奋斗史和中华民族屈辱史充分证明了“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35]67，“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7]7。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明确“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35]67。坚持独立自主与走中国道路是紧密相联、密不可分的，也是一体两面的完整结构，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8]3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8]22。
其四，勇于自我革命始终引领时代潮流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历史潮流中有的国家被颠覆了，有的政党消亡了，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感痛惜，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不禁深思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为什么党能够不断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松懈”“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1]10。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根本上决定着我们的宏图大业。首先必然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自我革命、自身健康肌体的保持也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展开的。只有保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地位，才能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态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次，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39]15，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为此需要全党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最后，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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