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琳 王海军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中成功而又深刻“改变中国”的辉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1]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征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赓续发展中深刻改变中国的历程。这一伟大历程不仅指引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飞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昭示出光明的前景,更是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独特实践中让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经受了空前剧烈的社会变革。甲午海战的失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高涨,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各种“主义”轮番登场都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亡图存之路。而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正为这一历史任务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先进的中国人拿起这一精神武器,开始迈上了改变中国的历史征程,在时代变迁的烈火中,中华民族如“凤凰涅槃”般获得新生。从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中国社会的深刻改变中与这个古老的民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拉开了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序幕。科学的理论品格与改造世界的旨趣,特别是应时代之需适时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深刻改变中国的坚实基础。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间巨大的现实差距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顽固的“传统”,抱着“寻医求药”的心理,晚清社会兴起了一股知识分子留日大潮。留日学生立足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诉求,从日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著述中汲取“为我所用”的能量,将其译介成中文,向国人引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先进思想,希望以此启迪民智。在不少的译著和刊物中对马克思主义都有所介绍,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早的一条路径”[2]。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这样夹杂在各种舶来思潮中传入了中国。由于当时对这些理论尚缺乏系统深入的诠释,大多被人视为新奇之论,一些观点甚至被误读或当作批判的靶子。因此,即便已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也难以成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了。
此时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皇权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对各种传统教条的迷信,如幽灵般缠绕着国人;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的盛行,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之现实制度及其理论依据所产生的新的迷信,致使各种思潮在国内泛滥。救国之路何在?如何从新旧迷信中解放出来?成为当时国内有识之士必须思考的问题。他们不断吸收着外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同时开始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试图在内生环境中发掘新的思想要素,掀起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几经尝试,却屡遭失败,然而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探求救国新路的热情。
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正当其时,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全新面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由无意识的自发状态进入到有意识的自觉状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近代中国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局面。以1919年为标志,经过五四运动的思想激荡,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先导者从众多舶来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的武器。这些先导者、启蒙者通过新闻、出版等媒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一扇大门,仅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涌现出宣传新思潮的报刊便达400多种[3]。在广大青年和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思想主流,他们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探索着如何用新思想改造旧社会,其间涌现出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新的革命思想呼唤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国人冲破各种迷信的束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接着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建立起了共产党小组。《新青年》改组成为党的公开刊物,《劳动界》《共产党》月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相继创办。各地党组织通过出版工人刊物,组织劳动补习学校,把马克思主义积极输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
从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发生了根本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指导思想,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以俄为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中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一条崭新道路——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历史序幕由此拉开。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920年,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的《短言》一文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实验场。”[4]文中号召中国的劳动者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如何改造中国,在各种主义与思潮泛滥的中国社会里有多种方案,革命的先导者在经历了尝试、失败、无奈和痛苦后,抛弃了那些理论上说得通而事实上却做不到的“主义”,最终选择了真正能在事实上“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5]。他们从早期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译著中汲取真理的力量,结合具体国情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问题,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6]。
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下,中国工人阶级萌发了初始的阶级觉悟,形成了最初的阶级斗争意识。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登上了政治舞台,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从创建劳动补习学校到开展工会运动,一批批进步青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的新路,为中国革命不断积蓄着巨大的能量。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的结合,最终诞生出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开始站在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起点上。
党成立的初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运动。早期的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诸多思想中获得启发,如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等,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最终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建立起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解答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到完成三大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旧的世界体系彻底决裂,最终实现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主张(1)在1921年召开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时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流行的社会思潮,最终认为“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经过激烈争论,12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参见《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长久以来任人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建立起先进政党,预示着中华民族从此踏上了希望之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炉火熔冶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已经被开凿出来。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并最终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成为“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于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上处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遭遇严重曲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偏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极端。
历史总是螺旋式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遭遇挫折带来的惨痛代价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党面临着又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曾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同样,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更需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新的创造性结合。在短时间的矛盾与彷徨后,中国共产党人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初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是科学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指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筑牢思想之基,再一次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期中国之“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回归正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的崛起,从“特区”战略到沿海开放城市战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成就斐然可观。我们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富起来”的伟大征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面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集全党的智慧,创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迈出重要步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被进一步消除,综合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着力推动科学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和谐,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实践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经验,继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显现出过程的连续性、发展的继承性和体系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同向共进,“科学践行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得到充分彰显”[7],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贡献出了中国的原创基因,历史性飞跃再一次成功实现。
4.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从未停止。新时代,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应时代变迁之需,围绕新时代的课题,不断丰富和发展治国理政理念,完善治国理政制度体系,引领中国成功走上康庄大道,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走向成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党谱写出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崭新篇章。从现实维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破解发展难题,使中国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与定型,“中国之制”彰显出显著优势:经济制度有效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现、文化制度不断推动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社会制度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制度有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新时代这十年,我们党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巩固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逆境中不断提升;美丽中国建设进入快车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从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体系,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和认可。从理论维度看,我们党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始终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深刻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谋划国家发展,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守正中实现创新。新时代的这十年,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更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新飞跃。
在推动实践飞跃和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我们创造了“中国之治”的伟大奇迹,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具有引领时代、改变世界的伟大奇迹,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强大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巨大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1.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的百年历程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诞生于一百多年前,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至今没有改变;它深刻揭示出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然而,它的个别论断却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如经典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结论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再那么切合时宜。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曾指出:“马列主义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8]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指的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固守经典作家的某一结论,要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突破个别的已不合时宜的观点,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结论、新论断。革命时期,面对异常特殊的国情,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革命经验,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给中国革命曾造成了巨大危害。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出一条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扭转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开创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独特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决定了它必然会在时代的发展进步与思想的赓续共荣中实现重大创新,而这正是其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因。《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9]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不变、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它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决定了在用其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时,必然会在时代的发展进步与思想的赓续共荣中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讲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10]正是因为我们党在这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以发展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汲取实践的经验教训,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才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伟大奇迹。
2.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改造世界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在于,它能够自觉探索并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问题的回答,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为依托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11]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只有正确地与每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转换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就在于我们党学会了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科学理论,紧紧抓住不同时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深刻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找到了一条有别于俄国、又适合于中国具体国情的独特革命道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不断探索中紧紧抓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再一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懈探索和自觉把握时代课题,立足新时代的实际,在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伟力。
时代总是不断发展进步,我们党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上,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丰富的实践为发展真理提供了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探索与准确地把握住时代新课题、回应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实现了自我的改造与升华。
3.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与融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与融通,无疑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特质,然而二者之间却有着内在的精神价值契合和文化关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相通相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之间的契合。二者相互契合的内在基因,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主体的共同作用之下,实现“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
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建构中,也承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要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脱颖而出,逐渐被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将这一科学理论与本国实际与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与中国实际地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2]。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思想中“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借用“小康”这一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模式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从提出小康目标开始,我们党便不断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13]。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中不仅包含着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更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升华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4]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这二者的互动与融通中,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到了立足点,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逐渐转化为带有中华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不仅实现了理论风格上的空间转换,更是突破了时空场域,实现了理论应用上的时间转换。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不断注入,使中华文明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种双重互动,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在维度和内涵上更加广阔和深邃,中华文明也因具备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而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1.把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发展结合起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都是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发展相结合来实现的。
“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秀品质,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15]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和纠正了历史上的严重错误,实现了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文革”结束后,党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起正确的思想路线,再一次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总结与评价,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进程,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历史新方位,我们党对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与深刻反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和伟大成就进行了深刻阐释,又一次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实现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与赓续传承,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伟大飞跃。
在这百年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党都会集聚全党智慧,围绕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党不仅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了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将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发展结合起来,继续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明大道。
2.把“中国化时代化”与“丰富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在推动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以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深刻“改变中国”的法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救国、兴国、富国、强国”[16]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自觉运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谋划中国发展、指引前行的方向。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充满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大智慧。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征程上,我们更应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好和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继续推进“改变中国”的实践之路。
与此同时,要继续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我们在百年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把中国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用实践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经验去丰富和发展真理,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运行逻辑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创新,同时又要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推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
3.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新时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立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要求我们善于将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一方面,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新课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枚“思想种子”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除了自身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外,还在于它与中华文化拥有相契合的内在基因。百年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早已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与统一。我们要借助于民族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沃土,同时也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推动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立场,它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中才能“改变中国”的内在机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继续坚持“两个结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态度激发中华文明新的强大活力,才能加速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总之,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中成功而又深刻“改变中国”的辉煌历史。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这一科学理论产生的思想伟力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善于做到“两个结合”,一个辉煌的发展远景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把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发展结合起来,把推动实践发展与丰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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