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进洋 王啸 史小涛 袁彦浩 王培召 辛超飞 谭红略
单间室膝关节置换术 (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UKA ) 是一种治疗晚期膝关节单间室骨关节炎 ( knee osteoarthritis，KOA ) 的有效方法。在严格适应证下，UKA 可取得良好的长期随访结果。Mohammad 等[1]报道 8658 例牛津三代 UKA，术后患者长期的随访结果，其假体留存率 10 年为 93%，15 年为 89%。Pandit 等[2]对 1000 例 UKA 患者进行长达 15 年随访，假体留存率 10 年为 94%，15 年为 91%。与全膝关节置换术 ( 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 ) 一样，UKA 也同样存在因并发症而进行翻修的病例；
但相对于 TKA，UKA 由于创伤小、手术时间短及可更快的术后康复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3]。
感染是关节置换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由于术中截骨少、关节周围组织和血供破坏程度低及植入小的假体等，UKA 术后假体周围感染 (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PJI ) 的发生率较 TKA 要低[1,4-9]。UKA 术后 PJI 一旦发生，处理同样极具挑战性；
如果处理不及时或不正确，结局可能是灾难性的。然而，查阅国内外文献，有关术后 PJI 的研究大多数是针对 TKA 的。对于 UKA 术后 PJI 的文献报道相对较少。因此，笔者广泛查阅近年来国内外与 UKA 术后 PJI 相关文献，对 PJI 的流行病学、诊断、分型、治疗及预防等的现状进行分析综述。目的是通过对 UKA 术后 PJI 的深入认识，实现在围术期尽可能规避这一并发症，进而提高 UKA 术后满意的长期随访效果。
UKA 术后 PJI 的发生率从 0.2%～1.0% 不等，仅占所有 UKA 术后翻修的 5%[4]。Jamsen 等[5]报道 296 例 UKA 患者，术后仅有 1 例发生感染 ( 0.34% )，而其中心 2841 例 TKA 患者中有 23 例术后发生感染 ( 0.81% )。Wilson 等[6]报道，UKA 术后 PJI 发生率为 0.30%～0.58%，TKA 为 0.15%～2.50%。Lee 等[7]评估了 10 年间接受 UKA 或 TKA 患者，术后 90 天和 1 年内，需要手术干预的 PJI 发生率，结果共有 5636 例 UKA 患者与 16 890 例 TKA 患者相匹配，UKA 术后 15 例 ( 0.27% ) 和 TKA 术后 79 例 ( 0.47% ) 在 90 天内进行了 PJI 再手术；
UKA 术后 30 例 ( 0.53% ) 和 TKA 术后 136 例 ( 0.81% )，在 1 年内进行了 PJI 再手术。术后 90 天和 1 年的再手术率，UKA 明显低于 TKA。Yamagami 等[8]报道了 2010 年至 2017 年，因 KOA 接受单侧膝关节置换的 181 608 例，结果 UKA 术后 PJI 的发生率为 0.3%，低于 TKA 术后的 0.6%；
且夏季 PJI 患病率更高，这可能与较高温度和湿度的环境导致皮肤上的细菌定殖数量较多有关。UKA 术后 PJI 的发生率较低的原因：( 1 ) UKA 通过一个相对较小的手术切口进行，允许最小的关节暴露和骨切除，并对邻近软组织造成较小的损害；
( 2 ) 患者术后可更早的下地活动，功能康复快；
( 3 ) UKA 手术为使用小假体的单间室置换，而 TKA 为三间室置换，假体容量大，更有利于大量细菌的粘附定殖，进而形成更为难处理的细菌生物膜[9]。
目前对于 UKA 术后 PJI 的诊断和管理尚缺乏共识，有限的诊断标准体现在 2018 年关于 TKA 术后 PJI 的国际共识会议 (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Meeting，ICM ) 记录中基于最新证据的诊断标准[10]。这些新标准是对 2011 年肌肉骨骼感染学会和 2013 年国际共识制订的诊断标准的更新，是基于病史、症状体征、炎症指标、生化指标及组织病理等综合分析而制订的。新的诊断标准显示其敏感性为 97.7%，特异性为 99.5%，明显得到了提高[10]。此标准中包括的两个主要更新是使用 α-防御素和 D-二聚体作为诊断的生化指标的一部分，滑液中的 α-防御素水平对于 PJI 的诊断具有高度特异性，是诊断的一个有价值工具[11]。血清 D-二聚体是一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在感染的早期阶段，其敏感性为 89.5%，特异性为 92.8%，优于 ESR 和 CRP 生物标志物[12-13]。诊断标准内容[10]：( 1 ) 主要标准 2 项，即 2 个阳性培养标本及存在与关节相通或假体可见的窦道。符合其中之一，PJI 诊断即可明确。( 2 ) 术前次要标准：血清 CRP ( ＞ 1 mg / dl )、D-二聚体 ( ＞ 860 ng / ml ) 和 ESR ( ＞ 30 mm / h ) 的权重分分别为 2 分、2 分和 1 分；
关节腔滑液 WBC 计数 ( ＞ 3000 / μl )、白细胞酯酶 ( ++ )、α-防御素 ( 信号 / 截止 ＞ 1 )、多型核白细胞分类 ( ＞ 80% ) 及滑液 CRP ( ＞ 6.9 mg / L ) 权重分分别为 3 分、3 分、 3 分、2 分和 1 分。总分值 ≥ 6 分确定为 PJI，2～5 分为可疑 PJI，0～1 分为无 PJI。( 3 ) 术前次要诊断标准评分为 2～5 分者为可疑诊断，须术中所见确认或排除 PJI。术中病理组织学阳性 ( 高倍显微镜下随机 5 个视野中的每个视野中性粒细胞超过 5 个 )、发现脓性组织及单次组织培养阳性分别设权重分为 3 分、3 分、2 分。结合术前评分，总分 ≥ 6 分确定为 PJI，4～5 分为可疑 PJI，3 分以下排除 PJI。( 4 ) 对于术中评分为 4～5 分为可疑感染，考虑进一步的分子诊断，如二代测序等。该诊断标准的准确性及有效性在临床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
UKA 感染的诊断可参考基于上述主要针对 TKA 的诊断标准，但考虑到 UKA 未置换间室正常的骨软骨及韧带结构，诊断感染的实验室阈值略有不同，特别是滑液白细胞计数和分类等[9]。为确定 ESR、CRP、滑膜液 WBC 计数和分类比在评估 UKA 失败患者 PJI 中的作用，有研究对 259 例 UKA 失败患者进行了回顾，其中 28 例 ( 10.8% ) 符合 PJI 诊断标准，其中关节液白细胞计数的最佳临界值为 6200 WBCs / μl，高于通常用于 TKA 术后 PJI 诊断的 1100～3000 WBCs / μl 的界值范围[9]。另外，研究还分析了关节液中 PMN 百分比的重要性，其诊断 UKA 术后 PJI 的最佳界值为 60%[9]。ESR 和 CRP 是对 UKA 术后 PJI 有用的筛查指标，其敏感性分别为 79.2% 和 82.6%，最佳界值为 21 mm / h 和 14 mg / L[9]。这些指标对于 UKA 术后 PJI 的诊断很有用，其界值与 TKA 相似；
然而，滑膜白细胞计数略高，这可能与未置换的对侧间室有关。对于引起 UKA 术后 PJI 的致病菌，Chalmers 等报道了 21 例 UKA 术后 PJI 中 20 例 ( 95% ) 微生物培养阳性，最常见的分离菌为葡萄球菌 ( 15 例，71% )；
具体来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9 例 ( MRSA 1 例，MSSA 8 例 )，6 例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感染 ( 包括 MRSE 1 例 )、链球菌感染 3 例、铜绿假单胞菌 1 例、多微生物 ( 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组 ) 1 例，培养阴性 1 例[15]。UKA 感染的病原菌与 TKA 感染的病原菌相似，其中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B 族链球菌、大肠杆菌为最常见的病原菌[9]。PJI 的致病菌谱较为复杂，可由单一致病菌或多种致病菌混合感染引起，因此治疗前分泌物的细菌培养及药敏实验尤为重要。了解致病菌的分布及耐药性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和抗感染治疗方案。
1. 分型：对于 UKA 术后 PJI 没有专门临床分型。Chalmers 等[14]依据 ICM，提出了 UKA 术后 PJI 的分型：即急性 PJI，发生在术后 4 周内，感染源多因术中无菌条件不规范，切口周围皮肤或手术室空气中的菌落经手术切口进入，致病菌多为毒力较强的革兰阳性球菌 ( 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等 ) 和革兰阴性杆菌；
慢性 PJI，发生在术后 4 周以上，多考虑术中污染所致或其它部位感染经血源性播散所致，致病菌多为毒力较弱的细菌，如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急性血源性感染，急性发作，症状持续在 4 周以内，多考虑其它部位感染经血源性播散所致，感染灶常来自口腔、呼吸道、牙齿和泌尿道等。
2. 治疗：文献报道的关于 UKA 术后 PJI 的治疗主要包括：保留假体清创术 ( debridement antibiotics irrigation and retention，DAIR )、Ⅰ 期翻修及 Ⅱ 期翻修术[15]。对于每种治疗方法的适应证选择，目前还主要是参考 TKA 术后 PJI 的标准。此外，在严格手术技术基础上，明确致病菌及针对其使用敏感抗生素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DAIR 的适应证包括：( 1 ) 急性 PJI 或急性血源性感染；
( 2 ) 周围软组织条件良好，无窦道形成；
( 3 ) 假体未松动；
( 4 ) 致病菌有针对性的敏感抗生素[16]。Hernandez 等[17]回顾了 1440 例 UKA 患者，15 例 ( 15 膝 ) 诊断为 PJI，其中 5 例为早期感染，5 例为急性血源性感染， 5 例为慢性感染。本组 11 例患者接受了 DAIR 治疗，即通过术中彻底清除滑膜及炎性组织，使用双氧水、碘伏、生理盐水反复冲洗、浸泡，必要时可在保留金属假体的基础上更换衬垫，术后继续敏感抗生素治疗，旨在彻底清除病原微生物。通过对 DAIR 术后再感染和再翻修的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接受 DAIR 治疗的患者中，5 年无 PJI 复发生存率为 61%[17]。这些结果与采用 DAIR 治疗 TKA 术后 PJI 所获得的随访结果相似，文献报道的 TKA 术后 PJI 采用 DAIR 治疗存在 26%～48% 的失败风 险[18]。在该研究的 11 例 PJI 患者中，包括 4 例术后急性感染 ( 4 / 5 )、4 例术后急性血源性感染 ( 4 / 5 ) 及 3 例术后慢性感染患者 ( 3 / 5 )；
最后随访时，有 4 例再次发生 PJI，其中包括 2 例急性感染患者 ( 2 / 4 )、1 例急性血源性感染 ( 1 / 4 ) 及 1 例慢性感染 ( 1 / 3 )[17]。分析数据，急性感染患者采用 DAIR 治疗，4 例中 2 例再次术后感染 ( 50% )，这与研究纳入的与病例数过小有关，不能因此而否定 DAIR 治疗的适应证选择。
在 Hernandez 等[17]的研究中，其他 4 例患者接受了 Ⅱ 期翻修，结果显示接受 Ⅱ 期翻修治疗的患者，5 年无 PJI 复发生存率为 100%。在研究中，提出了 Ⅱ 期翻修的手术技术：即通过去除所有假体，对股骨和胫骨进行标准切骨，然后放置含高剂量抗生素的非关节骨水泥占位器，个体化的肠外抗生素治疗 6 周；
停用抗生素 3 周，并通过检测 ESR、CRP 恢复正常等排除 PJI，即可考虑 TKA 假体植入[17]。Ⅱ 期翻修术被认为是治疗关节置换术后 PJI 的金标准，可最大程度地控制感染，将感染复发的风险降至最低。Ⅱ 期翻修术的适应证为：( 1 ) 有明显的临床感染症状，但未发现病原菌；
( 2 ) 慢性 PJI；
( 3 ) 周围软组织条件差或伴有窦道；
( 4 ) 病原菌耐药，药物治疗效果差[19-20]。对于 UKA 术后初次 PJI 是选择 Ⅱ 期翻修还是 DAIR 治疗，作者提出应根据 PJI 分型来确定：即对于慢性 PJI 或膝关节局部软组织不佳患者，采用 Ⅱ 期翻修[17-19]。Vasso 等[21]也提出，UKA 术后 PJI 的处理与 TKA 相似，急性感染可采用 DAIR 治疗，而慢性感染则采用彻底清创、抗生素占位器、抗生素控制感染、再次 TKA 假体植入。
对于 UKA 术后 PJI 治疗，也有进行 Ⅰ 期 TKA 翻修报道。与 TKA 术后 PJI 一样，Ⅰ 期翻修的适应证为：( 1 ) 周围软组织及骨质条件良好，无窦道等并发症；
( 2 ) 致病菌单一或毒力弱；
( 3 ) 致病菌均对抗生素敏感[22]。Labruyère 等[4]报道了 9 例 UKA 术后慢性 PJI 一期翻修为 TKA 的临床结果。UKA 内侧 6 例，外侧 2 例，髌股关节 1 例，中位感染持续时间为 9 个月。其中 5 例患者先前在其它医院接受 DAIR 治疗失败。所有患者术前确定了病原菌：苯唑西林敏感葡萄球菌、链球菌、肠球菌和大肠杆菌；
患者接受了适当的双抗生素静脉治疗 6 周，然后再口服 6 周。中位随访时间为 60 个月，没有患者出现感染复发或因 PJI 需要进行翻修手术患者。指出 UKA 术后 PJI 明确病原菌后，在彻底清创后，可同期进行 TKA 翻修。Singer 等[23]评估了 64 例膝关节置换术后感染患者，其中 6 例为 UKA 术后慢性 PJI，经过 Ⅰ 期翻修后 3 年内无感染复发，所有患者术前也均确认了致病菌，并对多种抗生素敏感。
对于接受 UKA 的患者，由于膝关节未置换侧间室原有骨与软骨的存在，这对术后 PJI 的 Ⅱ 期翻修治疗提出了额外的问题。对于 Ⅱ 期翻修，目前文献报道了 2 种手术方式。一种是相对多见的类似于 TKA 术后 PJI 的 Ⅱ 期翻修方法：即 Ⅰ 期通过彻底清创，移除置换间室假体，完成包括未置换侧间室及股骨滑车骨及骨软骨的等量切骨，植入含高剂量抗生素的关节或非关节 PMMA 间隔物；
待感染完全控制后，进行 Ⅱ 期间隔移除并 TKA 假体翻修[14,17]。另一种为 Yun 等[24]报道的少见的改良 Ⅱ 期翻修方法：即 Ⅰ 期移除置换间室的假体，彻底清除感染组织 ( 组织样本进行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分析 )，清理股骨和胫骨假体表面骨水泥，并将其在高压灭菌器中消毒后，以含有 2.4 g 妥布霉素和 4 g 万古霉素的水泥重新将假体植入，并放置一个新的聚乙烯衬垫；
在成功根除感染后，进行 Ⅱ 期 UKA 假体去除并同时 TKA 翻修术。对于改良 Ⅱ 期翻修，由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髌股关节和未置换间室原有的解剖结构及骨量，翻修为 TKA 相对简单；
保留的自然膝关节结构表面可能对持久性的细菌生物膜形成具有相对更强的抵抗力；
同时，术中将灭菌后的原 UKA 假体重新植入，术后可允许患者进行承重活动，进而保持膝关节功能[24]。
PJI 引起的韧带损伤及需要相对广泛的彻底清创可能会对术后膝关节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在移除单间室假体时，可能存在骨组织损失，这样在进行 TKA 翻修时，通常需要使用结构性植骨或金属加强块进行骨缺损的填充，还需要带延长柄的限制性假体进行翻修[4]。文献报道，在 UKA 向 TKA 翻修的手术中，使用延长杆的比例约为 2%～72%，增强块或结构骨移植的比例在 3%～67% 之间[25]。Hernandez 等[17]报道 UKA 术后 PJI 接受 DAIR 的 11 例患者中，有 3 例患者 PJI 复发接受了 Ⅱ 期 TKA 翻修，其中 2 例患者接受了后稳定假体，另 1 例接受了限制性假体 ( 使用了股骨和胫骨延长杆及股骨加强块 )；
接受了 Ⅱ 期 TKA 翻修的 3 例患者中，2 例再次感染，在随后的再次翻修过程中股骨和胫骨使用了带延长柄和金属袖套的限制性 TKA 假体。Labruyère 等[4]报道的 Ⅰ 期翻修的 9 例中，7 例植入了骨水泥后稳定假体，其余 2 例因骨或韧带广泛损伤植入交链膝假体；
6 例在进行胫骨和股骨切骨后需要使用楔形金属块进行重建，5 例使用了股骨延长杆。
1. 术前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许多关于预防关节置换术后 PJI 的文献都集中在 TKA 上。然而，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 UKA 患者。术前预防主要集中于识别和校正已知的危险因素，包括关节腔注射、肥胖、营养不良、高血糖、活动性感染、吸烟、MRSA 定植等。( 1 ) 关节内注射。类固醇、透明质酸和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关节内注射已被广泛应用于膝关节 OA 的治疗。有研究已证实术前 3 个月内注射可能增加关节置换术后 PJI 的风险[26]。因此，对于腔内注射史的接受 UKA 的患者，建议手术延迟 3 个月。( 2 ) 吸烟。证据表明吸烟可使关节置换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增加约 1.5 倍[27]。术前 4 周或以上的戒烟可减少伤口相关并发症[28]。有吸烟史且考虑接受 UKA 的患者，要求手术干预前至少 4 周的戒烟。( 3 ) 营养状况。低蛋白血症可独立预测 TJA 的手术部位感染[29]。对于 UKA，血清白蛋白或其它营养标志物与术后并发症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明确证实。然而，基于同样的生物学原理，对于 UKA 术前的血清白蛋白水平 ＜ 35 g / L 的患者，应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矫正后进行手术。( 4 ) 糖尿病。糖尿病会增加 TKA 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也可增加 UKA 部位的感染风险[30]。糖化血红蛋白是反应血糖水平的一个指标，对于该指标 ＞ 8.0 的患者，手术应延迟。( 5 ) 肥胖。肥胖已被证明会增加手术时间及局部深部感染。许多回顾性研究发现，TKA 术前的减肥可以改善 TKA 手术的预后[31]。在实践中，建议对 BMI ＞ 40 的患者不要使用 UKA，因为潜在的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增加。如考虑接受 UKA，这些患者术前应减肥，将 BMI 降低到 40 以下。( 6 ) 术前皮肤清洁。术前皮肤清洁已被证明是一种减少细菌负荷和减少手术部位感染率的有效方法[32]。肥皂和水是推荐的清洁剂，最近的文献表明，术前一晚和早上用葡萄糖酸洗必定清洗手术部位，可使 PJI 发生率降低 2.5%[33]。因此，建议 UKA 术的前一晚和早上清洗膝关节局部区域。( 7 ) 感染筛查。存在局部或全身感染被认为是关节置换术的禁忌证。患者可能在尿路、皮肤、指甲和前鼻孔等多个区域的致病菌定殖，但无症状。目前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常规牙科筛查可以降低 PJI 的发生率，但对于拔牙、根管脓肿引流和须填充的龋病会增加关节置换术后感染的风险[34]。有大量证据表明，鼻部携带耐甲氧西林 MRSA 是后续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35]。对于其它部位存在的感染，关节置换必须进行处理，以免术后 PJI 的发生。
2. 术中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1 ) 术中抗生素。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已被证明可以通过消除可能通过污染到达切口的微生物，降低关节置换术后 PJI 的风险；
通常推荐使用第一代或第二代头孢菌素，因为它具有杀菌作用，并且在不同组织类型中分布良好[36]。对于对青霉素过敏的患者，克林霉素可作为替代选择。预防性抗生素应在切口前 1 h 内使用，如果手术持续时间超过预防药物的半衰期，术中应给患者第二次剂量；
术后，可考虑继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24 h[37]。( 2 ) 手术部位准备。切口前，应使用消毒剂快速清除手术部位的任何残留细菌，术中最常用的是聚维酮碘。在聚维酮碘中添加酒精已被证明可以提高抗菌溶液的抗菌效果，减少细菌负荷并增加疗效时间[38]。( 3 ) 手术室人员流动。手术室流动增加了被带入手术室的细菌数量，并可能会取代空气中的细菌[39]。为了减少交通，限制手术过程中房间里的人数，并限制门开口的数量，这两者都被发现会增加空气颗粒的密度。此外，也要限制在手术过程中人员的变化。( 4 ) 层流手术室。有研究显示层流可能会增加 PJI 的发生，特别是水平层流[40]。因此，层流降低 PJI 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虽然层流可能不必要，但任何通过正通风系统改变空气质量和空气颗粒数量都可能减少手术室的细菌数，并最终减少 PJI 的风险。( 5 ) 抗生素骨水泥。多项登记中心研究发现 TKA 患者中普通水泥和抗生素水泥的感染率没有差异[41]。由于这一不确定的证据和成本的增加，限制抗生素骨水泥的广泛使用。仅对高危患者使用抗生素骨水泥，如有 MRSA 感染史、糖尿病或使用免疫抑制药物的患者。( 6 ) 伤口闭合和覆盖。与纯缝合线相比，Triclosan 涂层缝合线可以降低 SSI 的风险[42]。然而，最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Triclosan 涂层缝合线与正常缝合线在 PJI 的发生率方面没有差异[43]。Chawla 等[44]为探讨 UKA 术中到刺线和常规缝合的伤口感染率，术后共确诊 8 例伤口感染，均发生在带刺缝合线队列中，建议在 UKA 中不要使用带刺缝合线来闭合伤口。带刺缝线可能导致组织缺血坏死，继发感染，特别是在伸展位闭合伤口；
膝关节活动时引起的缝线迁移和挤压可能会造成切口的污染，这在 UKA 术中尤其值得关注。在包扎手术伤口时有很多选择，无论使用何种敷料，都应放置在无菌条件下并监测术后引流。银浸渍敷料也被研究表明，与纱布敷料相比，PJI 检出率可降低 3.0～4.5 倍以上[45]。( 7 ) 创腔内植入万古霉素粉末 ( VP )。Hanada 等[46]研究局部大剂量 VP 应用于关节预防 TKA 和 UKA 患者 PJI 的疗效和副作用，结果显示创口 VP 不能降低原发性 TKA 患者 PJI 的发生，相反可明显引起无菌性伤口并发症。
3. 术后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1 ) 控制输血。UKA 后输血少见。多项研究表明，手术期红细胞输血已被证明是关节置换术后 PJI 的独立显著危险因素[47]。因此，要限制围术期异体红细胞输血的数量。通常，有症状的血红蛋 白 ＜ 7 g / dl 的患者可考虑输血。( 2 ) 抗生素预防。在 2018 年的 ICM 共识会议上，64% 的外科医师同意，使用常规预防性抗生素没有任何作用[48]。然而，许多外科医师仍然担心在牙科、泌尿生殖系统和胃肠道手术后的患者有发生短暂性菌血症的风险，对这些患者关节置换手术后可考虑在必要时应用抗生素以预防 PJI 的发生。
总之，由于 UKA 术后 PJI 发病率低，所以目前对于 UKA 术后 PJI 的诊断及治疗尚缺乏共识。且 UKA 术后 PJI 的诊断治疗方面主要依据文献报道的与 TKA 术后 PJI 有关的诊治标准。相对于 TKA 来讲，UKA 术中保留了对侧胫股关节的软骨及骨结构、保留了前后交叉韧带且创伤小。因此 UKA 术后 PJI 的诊治方案应与 TKA 术后 PJI 的诊治方案有所不同。目前有关 UKA 术后 PJI 诊治文献报道也涉及了这些不同，但仍不够全面系统。临床上，应关注以下方面：( 1 ) 通过与 TKA 术后 PJI 的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与 UKA 术后 PJI 诊断相关的血清与关节液等特异性炎性指标的界值，以便于 UKA 术后 PJI 的精确诊断；
( 2 ) 针对 UKA 术后 PJI 的不同临床分期，明确个体化治疗方案，尤其是 Ⅰ 期及 Ⅱ 期翻修的最佳适应证。对于 Ⅱ 期翻修时，在植入含抗生素间隔器时，对侧未置换间室骨软骨及韧带该如何处理，文献报道不一，须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