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波
(青岛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多次提到“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在深刻总结十九大以来的工作业绩、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历史成就中高度肯定“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支撑作用，又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集中阐述了“新发展理念”对于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意义和强大动力。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我国悠久的社会发展传统与优秀文化基因，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及其理念的基础上，继承并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是立足国家国情、顺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方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当代最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
发展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包括本质、动力、规律、条件约束与目标要求等的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因而发展观既取决于人类实践经验、理性能力、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进步，也更根植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政治制度与国家道路、社会形态与制度伦理等方面的选择。因此，人类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观，既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区分，也存在进步与腐朽的对比。人类文明的多样化、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非线性，也决定了发展理论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与制度选择之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虽然每个理论要素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围绕科学发展这个核心主题，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个认识的不断深化。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关乎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的战略转型与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种理论的形成依据一定要从时代主题、国情背景、社会发展与矛盾变化中去寻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发展理念并非凭空提出，而是立足于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国内外发展大势的观察与研判，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变化的认识深化。
(一)“观大势”与新发展理念
科学分析、研判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并以此作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与方针政策的科学依据，这是中国共产党乃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首先，新发展理念对国内大势的认知、分析与把握，即表现为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确定，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经济长周期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交互影响所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遇重创而持续低迷，由快速增长转为深度的调整，并伴之以不断增大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在下行的暗涌下增长缓慢，短时间内复苏希望渺茫，我国经济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下同样存在增长速度下滑倾向。基于这个形势，中国共产党深刻而敏锐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精准判断，从根本上把握了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发展根本问题所在，因而能够据此提出要把未来工作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从以往长期依靠固定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与消费杠杆，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向更优质、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不仅要观国家大势，还要观世界大势。全球化、世界市场、资本技术人才的世界范围内流动已经成为基本事实，从长远来看，各个国家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同时，全球化影响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则继续迅猛推动经济发展与变革，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决定力量，创新驱动必是大势所趋。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格局，顺应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公正、平衡、包容、普惠与共赢的方向发展，抢占科技创新产业制高点，将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换新旧动能的关键力量。
(二)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与新发展理念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根本规律与根本动力，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也带动了社会历史的推进与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崛起、向世界舞台中央靠近，一方面是伟大的历史成就，而另一方面则是日益突出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明确为“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城乡差距明显以及农业基础薄弱，生态资源环境压力加剧，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等。新发展理念从本质上正是对新时代中国在获得辉煌历史成就的同时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的社会发展矛盾的能动反映、破解思路与相关解决机制。而从更为具体的理念内容来看，“创新发展”对应的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创新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协调发展”对应的是经济增长在区域、城乡、领域等类别上得不到均衡发展的矛盾，“绿色发展”对应的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代价代偿之间的矛盾，“开放发展”对应的是经济发展内外联动与两个格局如何统筹之间矛盾，“共享发展”对应的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发展结果如何普惠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
(三)经验教训与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之“新”已经十分明确地彰显了发展观相较以往的创新性、改善性与匡正性，也就是建立在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认知、反思与自省之上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发展理念。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对发展的根本认识与总的看法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顺利过程，反而是往往要付出巨大的“试错代价”，才能换来基于发展问题的一条成功经验或前车之鉴。无论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道德滑坡问题、区域城乡失衡问题，还是社会冲突频发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几乎都不是在问题爆发的“最初时刻”被发现被治理的，而往往是这些问题对国家、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时痛定思痛的成果。因此可以说，任何形式、层次、程度的发展理念的转型与创新，都是“最痛的领悟”与“亡羊补牢”的统一体，是经验性与预见性的结合体。因此，新发展理念立足新时代国情与世情，也回望历史，注重对古今中外关于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进行正反总结与深刻思考。
新时代孕育新发展理念，新形势呼唤新发展理念，而新发展理念也如期地、不辱使命地展现了全新的理论姿态与时代风貌，对新时代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全面的、系统的、权威的指导作用。“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必须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红绿灯，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1](P523～524)”新发展理念分别在发展的动力源、发展的全面协调性、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发展的生态代偿与发展的成果分配公平性等领域进行了问题思考、机制构建与布局治理，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发展问题上的最权威理论样态与行动指南。
发展问题作为人类文明演进与自塑的底层逻辑，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信仰的一条重要主线。这就意味着新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最新理论成果与文明构想最新形态，必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哲学品质与价值意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辩证性和世界性等理论规定性。
(一)为了谁、依靠谁——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即意味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因而这种立足劳苦大众、关照劳动人民的理论体系，无论从科学逻辑还是信仰逻辑，指向的都是最大多数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和构想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也被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充分体现着人的价值，现实的人、最大多数人的总体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477)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4]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发展成果的最终受益者、承担者与实践主体，是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这种人民立场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即唯物史观对历史本质规律的科学认知与深刻洞察，提出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是人类一切历史、一切文明的起点，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整体的主体力量，是“剧中人”与“剧作者”的统一体，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从事各类型实践、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过程。人民是人类历史与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承担者与共享者。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发展动力还是发展成果，都是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可以说，人民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价值归旨，深深嵌入到各个历史阶段与时代主题的发展哲学中。从毛泽东的“向自然界斗争”与“人民内部矛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的“发展是第一要义”与“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就是江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进程中，发展问题是最根本、最底层的人民立场。
作为历史上曾经大起大落的超大规模国家和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地理、人口等自然属性，还是经济社会结构、阶层状况与产业布局等社会属性，中国的发展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构成了现实诉求与理想追求、实证性与规范性的高度统一，而逻辑纽带正是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新发展理念无论从内涵上还是系统要素上也都不同层次、侧重地体现着人民性：以发展的公平性、正义性为价值目标的“共享发展”，强调发展成果要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是直接来自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宗旨与价值归旨，内容与底蕴直接契合；
而以实现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为目标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无论是强调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内容类别上的综合平衡，还是在区域、城乡、阶层、行业等类别上的整体协调，都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更为完整的生活、发展环境的更高层次的诉求，包括充满活力的就业创业环境、有序政治参与以及享有公平权利对待、安全且宽松包容的综合社会环境、温度力度广度俱佳的民生保障机制、清洁美丽绿色的生活生态等。发展的各种层次、各种维度和各种要素，最终都要回归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新发展理念虽然是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侧重的是处于当代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经济社会深层转型的问题，但其深层次“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一个都不能少”的人民立场，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今后长期坚持不断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攻坚克难的政治底气和行动纲领。
(二)怎么发展——新发展理念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与批判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理论标识和精神气质。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本身就是对以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批判地继承”；
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则是对所有将历史领域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唯心主义者的最彻底的驱逐与清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的跋文里面所做的非常经典而深刻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P24)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性、批判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的辩证法奠基而至。从这个意义来讲，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则正是在辩证法视野下认识、看待并把握发展问题的，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都能够看出对发展的本质、动力、过程、机制和条件等范畴的深刻精准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新模式对旧模式的继承、否定、替代与超越，新状态、新趋势也是在旧有社会结构中逐渐形成、壮大、突破并独立出来的。这种批判性、革命性的发展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精神在发展问题上的外显外化。从这个意义来讲，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雇佣劳动、剩余价值榨取、劳动异化、资本垄断等剥削制度的批判、否定与超越，而“两个绝不会”与“两个必然”则体现了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对立与取代。
而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这种革命性、批判性也是薪火相传、一如既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剖析了帝国主义时代下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获得胜利，斯大林通过构建苏联模式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资本主义尚未成熟发展时即可率先建立，列宁主义集中回答并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卡夫丁峡谷”之问；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超越了欧洲革命道路的“城市暴动”而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并将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融为一体。而在社会主义与工业化建设对待苏联模式上先后从以苏为师、以苏为鉴，再到独立自主，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第二次结合”的政策决策，都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上，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地继承、因地因时地超越。而之后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全面协调可持续”，都是立足所处新的历史阶段的国情需求、新形势下发展方向而做出的创见性的科学预判与理论革新。新发展理念正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阶段，为应对新的发展趋势、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而提出的，它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而新发展理念系统中居于首要位置的即创新发展，强调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强调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而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发展本身就是在强调发展对比以往模式与状态的变革性与超越性，无论是宏观的增长模式与战略，还是具体的技术进步，都在强调推陈出新。而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也都是在针对以往发展模式的单向性、单一性、粗放性、封闭性等困境和误区的一种解决与治理，是一种创新性改善。
(三)发展到什么程度——新发展理念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诉求
发展不同于单纯增长，后者偏重于数量，而前者包括内涵、结构、品质与层级。相比于增长，发展的关键评价尺度往往是质变和飞跃。这就意味着增长的前途是数量的线性增加，而发展往往是内涵品质的形成、结构的优化与层次的升级，还包括迭代和阶跃。因此，一个区域、族群和国家，通过革命、改革、战略建设等实现更高维度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如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球持续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最快速而稳定的全面崛起等。发展的目标、前景，绝不是单纯单线的指标增长，而是全方位、全景式、全维度的社会形态的优化与完善。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发展学说，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类型加以阐释，构想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等发展模式，而在把握住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循环更迭”、社会“突变超越”与社会“转型迁移”等内在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与把握。从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而提出的西欧“产生形成论”，再到苏俄“一国胜利论”，都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也是非线性的，认为社会发展模式的进步与替代并非只有一条道路，而是有多种可能，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主体“追求自己目的过程”的共生共进。这种非线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发展学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多样性生态有着更加广泛的解释力、适应力和指导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总结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趋势，“东升西降”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整体境遇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固有的基本矛盾而遭遇更深层次的发展危机与增长困境，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凸显并相继群体性崛起，造成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治理话语权也都发生了部分逆转，中国依凭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势之态，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巨大的、反转式的变革，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对整个世界趋势的科学预判，即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与现实合理性。而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认识与战略思想，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基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向度，明确阐释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性与通用性。新发展理念虽然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道路，但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基本原理及中国化历史进程，揭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代性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增长、完善国家制度、提升治理能力的一般性规律和普遍性原则。“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关于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步骤、发展着力点和发展绩效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路向，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必然产生重要启示。”[6]因此，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既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战略思路，又从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延续与繁荣提供了现实方案，是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提供了扎实可见的战略思路与布局，新发展理念在中国亮相世界、对话世界、贡献世界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想社会形态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进行了成功预演预热，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与精神伟力。
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忠诚继承、应运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精妙寓于新时代中国应对世界大变局的高质量发展与战略转型的伟大实践之中，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光辉的同时，也展现了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即唯物史观之中的。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P31～32)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社会的发展最终也是为人民的。这种价值取向薪火相传，绵延至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根”与“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也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脉相承。新发展理念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位，立足国家与国际大势，着眼于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诉求，与时俱进地回答了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赓续相传的主题，即人民性的精神价值，在新时代则表现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无论是政治革命、经济改革，抑或是民生工程、大国崛起，都始终明确发展的价值归旨和目标指向都是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人民性主体，从根本上规定了新发展理念超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观的价值内核与行动宗旨。正如当下疫情持续影响下的全球经济低迷，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选择保经济，严格控制医治成本，而唯独我国选择不惜代价地治病救人，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乃至整个治国理政思路的根本价值依托所在。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是人的问题，一旦发展模式造成了人的问题，那么发展模式就必须要进行深层反思、整顿与转型，这就是新发展理念的人民性价值标准。
(二)战略思维与大局意识的规律性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揭示其运行的根本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这种科学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的根本认识也建立在对与发展相关的动力、主体、条件、机制等基本范畴的翔实考察、系统研究与科学判断。恩格斯强调：“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
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9](P307)这里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这一对人类历史根本规律的深刻揭示，也同为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源的根本性认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10](P81)同时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P521～522)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12](P469～470)揭示的是发展对于内外环境与外部条件的依赖性与联动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警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3](P519～520)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应然统一性与现实紧张关系。列宁指出：“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为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4](P112)通过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状态的构想，揭示了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发展观鲜明的科学性、真理性与规律性。新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这个传统，灵活运用实践辩证法融合时代主题，理论联系实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5]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都深刻阐释了这其中的逻辑关联和规律性。新发展理念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包括历史自信、系统思维、理论自觉、大局意识与问题导向等。这些与时代主题深度关联、交相辉映、互动共进的时代价值，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伟力与时代高光。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其堪称伟大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厚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无论是理论本身的内容，还是理论发展的过程，都充分展现了实践生成、推动并检验理论，世界是过程集合体，社会历史发展合力等的哲学范式。新发展理念继承了这些哲学范式，以实践论、辩证法、唯物史观为根本认知方法，而直面当代中国的诸多现实的发展问题，如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非均衡性严重、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对外开放摩擦不断、生态问题突出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世界历史理论、人化自然理论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加以融入运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革命性与世界性加以集中彰显。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运用与创新，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科学发展、经济理论的思想引领。新发展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因而其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是对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关联性的真实性反映与规范性导向，既为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深度转型提供思想引导与价值引领，又以新时代主题内涵与实践经验总结丰富、充实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新境界，势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继续绽放理论光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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