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银行业金融机构明显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过度销售”、“销售误导”、“充分告知”、“隐私保护”等方面分数明显偏低，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灾区。调查结果显示，主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理财消费论文【五篇】（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理财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1.1银行业金融机构明显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过度销售”、“销售误导”、“充分告知”、“隐私保护”等方面分数明显偏低，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灾区。调查结果显示，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是银行在对消费者进行风险评估时，27.27%的消费者反映，银行存在根据其需要购买的产品来引导其在测评是选择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45.45%的客户反映银行要么代为完成风险评估测试或是风险评估形式不规范。二是银行仍存在过度销售。高达73%的客户反映银行存在过度销售的行为。三是银行信息披露不到位，风险提示明显不足。高达85%的客户反映，银行在销售过程中对产品的风险提示明显不足甚至未做提示，而对于银行的产品介绍只有3%的客户清楚地知晓自己购买的产品情况，大部分消费者无法理解产品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情况。
1.2监管部门对于消费者保护的作用显著偏低，监管部门对于消费者保护的效果不尽人意。其中，高达81%的消费者都认为监管对于消费者的宣传教育不够充分，同样高达81%的消费者认为监管对消费者保护的效果不佳，问责力度明显不足。
2银行业消费者保护不力的监管原因分析
2.1法律保护缺失，导致监管问责不力，消费者保护不足。对银行业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银行业消费者保护基本立法缺位。目前我国尚无关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立法。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仍然没有将银行业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加以区分。《商业银行法》仅在第三章规定了对存款人的保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仅在立法目的中有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的规定。二是作为银行业监管部门，银监会针对消费者保护的监管规制往往过于原则，缺乏针对性和强制力。特别是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和知情权两大最为关键的权益保护上，缺乏具体细化的监管规定，难以作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问责的有力依据。
2.2缺乏专门的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监管资源配置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主要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规范性、风险性进行监管，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的监管较为薄弱。且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虽能满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细致化监管要求，但很难从容应对金融混业发展引发的监管漏洞。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3月，银监会获批设立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但目前各派出机构尚未配备专职的消费者保护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对于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业知识欠缺储备和更新，监管资源的分配不利于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的专业化优势。
2.3传统的监管方式无法实现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监管。多年来，以审慎监管为重心的监管架构主要致力于机构或单体风险管控，对市场行为监管的重视不够，激励不足，规制不严。而风险为本的监管更多专注于过程管控，使得监管规制变成事后提醒而很难实现“监管前移”。然而，像银行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出现的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提供不适合的投资建议，泄露消费者信息和隐私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恰恰处于审慎监管和风险监管的盲区。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及时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偏差，进而制止、纠正银行业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发生。
2.4消费者投诉渠道不通畅，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消费者与商业银行发生纠纷后，银行业消费者较多地依赖于向监管部门投诉或是向银行投诉。然而，消费者投诉的效果，特别是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却不容乐观。目前，银监会主要依照《关于加强银行业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和《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进行处理。但由于缺乏上位法依据，认可度和强制力有限，进而导致处理效果不佳，问责力度不够。
2.5金融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造成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不足。金融产品相比一般产品涉及的专业知识较为复杂，而银行业金融该机构拥有涉及金融投资、数理统计、财务会计、法律等全方位知识背景的专业团队。因此，消费者在产品购买、定价、利益分配甚至诉讼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同时，银行业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合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银行业消费者事后的自我保护能力明显不足。
3加强消费者保护监管的政策建议
3.1完善现有金融法律首先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列入监管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是维护消费者个人利益的需要，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金融监管的目标既包括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也包括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标。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金融监管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审慎监管并重，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固定。其次，制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在《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明确银行业消费者的权益，突出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如实陈述、全面披露、平等对待、信息保密等义务，并赋予监管机构强制权和处罚权。最后，细化监管规则对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突出完善对客户信息安全保护和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知情权的保护要求，并增加相应的问责条款。
3.2提升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专业化我国在现行“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银行业消费者保护职能不仅缺乏相对审慎监管的独立性，还散落于多家监管机构。在各监管当局都已成立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背景下，强化银行业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资源配置，实现银行业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专业化，形成在履行银行业消费者保护职能方面的专业优势，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3.3践行以消费者保护为导向的行为监管行为监管是对审慎监管的必要补充。行为监管强调主动监管，实施提前干预，鼓励有序竞争。对我国而言，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硬约束制度框架下，银行业实施行为监管应坚持“以机构监管为主导，以功能监管为支撑”的原则，提前介入、有选择地干预金融机构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流程，形成新的监管切入点。从产品全流程入手，分析影响利益分配的各个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审批、市场营销、信息披露、售后管理、投诉处理等。重点纠正金融机构服务行为偏差，严格产品销售标准，细化金融服务标准，从源头上预防银行业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发生。
3.4理顺银行业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建议坚持“先机构后监管，先基层后总部”的原则，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各层级的消费者投诉受理程序规程。监管机构应督促银行业机构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因为银行始终是处理消费者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可以在监管部门的主导下，为金融消费者的纠纷提供一个自律性的协调机制。银行业协会可以设立专门的处理消费者投诉会员单位的机构，并制定相应的处理程序规则，为消费者投诉提供一个平台。三是各级监管机构在工作的基础上，增设专门的消费者投诉受理部门，对消费者投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解，督促有关金融机构限期解决问题。
理财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农村金融理财是一种综合金融服务，其发展水平高低以及如何发展对中国农村金融继续发展关系重大。从政策层面而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即为使农村居民获得资本性收入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确保农村居民资产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而农村金融理财业务是实现增加农村居民资本性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在农村地区大力拓展金融理财势在必行。然而，在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中，金融理财业务发展仍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研究农村金融理财成为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储蓄和收入等方面来探讨拓展农村金融理财业务的问题。而凯恩斯消费理论基本假设是：（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2）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
（3）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基于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基本假设研究广东省拓展农村金融理财消费，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2）农村居民收入情况；
（3）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于收入的关系。由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很难准确计算，因此研究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对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对比进行分析。
一、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对比分析
（一）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情况分析
随着国家“农民增收政策”的大力推进，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具体数据如图1）
根据图表分析得知，2005-2010年广东省农村居民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相较于2005年，2010年广东省农村本文由收集整理居民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增长了68.22%、139.85%和112.27%；
其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增加4.1%。其中，除2007年财产性收入增幅高于转移性收入，在其他年份转移性收入均高于财产性收入。即在广东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虽有所增加，但增幅并不大，且低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二）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分析
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构成是研究拓展农村金融理财的一项重要依据。金融理财服务属于其他消费。通过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的构成可以清楚了解该地区市场发展前景。（具体数据如图2）
根据图表分析得知：2005-2010年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增长71.06%，同比增长9.88%。其中除生活消费支出外，其他支出增长了52.60%，同比增长9.71%。相较于2005年，2010年其他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下降了0.11%。2005-2010年间，虽然其他消费支出增长了52.6%，但其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并未随之增长，反而出现下降的现象。这表明农村金融理财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不大，且低于生活消费支出。
（三）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对比分析（具体数据如图3）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得出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曲线（图3）。在图3上，45°线上任一点到纵横轴的垂直距离都相等，表示收入全部用于消费。c1和c2均为消费曲线。曲线c1与45°线相交，其交点a上，收入与消费支出相等。a点左方，表示消费大于收入；
a点右方，表示消费小于收入。且随着c1向右延伸，其与4°线的距离愈大，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幅度越小。而c2则为广东省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曲线。由图可知，c2的位置在45°线左边，与4°线不存在任何交点，消费总支出远低于总收入水平，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偏低。这表明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水平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拓展金融理财的影响
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两个方面，发现了当前其存在的问题：
1、从消费的角度而言，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力度不够，从而导致农村金融理财市场开发不完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村居民缺乏金融理财常识。相较于新型的金融理财服务，他们更偏好于传统的存款业务。如某位农户打算将一笔钱存入银行，在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业务与新型金融理财业务（如基金定投、理财保险等）两项选择中，绝大多数农户偏向于前者。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如果将钱存入银行，无论利息多低，至少钱在增加；
如果选择带有风险性的后者，可能出现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的现象。出于此种心态和缺乏对金融理财服务的正确认识，导致大多农村居民不敢进行金融理财消费。（2）农村金融“不接地气”。金融机构在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时，未有完全依据农村当地的实际情况，仅以固有模式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而导致的农村金融理财“难推广、推广难”的现象。其次，农村金融理财服务种类较少。农村金融机构面对农户所提供的理财产品却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农户发展的实际需求。（3）农村金融法规不健全。导致农户想消费而不敢消费。我国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因此，各商业银行只能将现有的存款、取款、汇款和外汇业务简单的组合。但究其根本，这些仍然只是传统业务的延伸。
2、从收入的角度而言。从前文分析可知，消费增加的幅度远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虽然收入增加的幅度较大，甚至达到了139%。但是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的起点过低，所以即使增幅大，但实际现有的收入并不高。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略有增加，但仍偏低。
三、问题的解决
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其最大的突破口在于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而发展农村金融、大力推广农村金融理财是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要推广农村金融理财首要任务便是增加农村居民消费。从这一金融“食物链”中，我们可以看到，要解决好拓展农村金融理财发展中的问题，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1、就政府而言，要大力扩大农村消费，着力开发农村金融理财市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具体而言：（1）加强农村地区金融理财常识的宣传普及工作。通过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到村、农村金融知识现场答疑等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户的思想中去，改变传统的金融理财观念，从而引导其进行新型金融理财消费。（2）健全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导致农村居民不敢消费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村金融理财服务缺乏健全的法律保护，致使有意愿的农户想消费而不敢消费。鉴于此，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不仅可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更为农村居民安全消费提供了保护伞。
2、就金融机构而言。因地制宜，推广适合本地区的金融理财产品。各金融机构以省、市为单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重点的推广其金融理财服务。从而杜绝“不接地气”现象。
理财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消费函数理论为基础，通过数理方法推导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的长期变化可以改变消费者持久收入水平，并影响消费者的未来收入预期，进而改变其消费决策，即从长期来说财政社会性支出能明显刺激居民消费。
关键词：社会性支出 居民消费 消费决策
财政社会性支出中包含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仅产生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是影响居民消费函数的重要因子，进而解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借助西方消费函数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做出推断：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消费函数理论为基础，通过数理方法推导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并进行计量检验，以探讨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是否一致。
理论模型的构建
为了得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理，本文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框架内对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推导。首先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大化的效用函数及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1）
s.t.At=At-1(1+r)+Yt-Ct-Gt （2）
其中Et代表基于t期信息对未来的预期，β是折现因子，C*t为t期有效消费，At表示t期所拥有的实际金融资产，r是实际利率，Yt是实际收入，Ct是居民消费支出，Gt是政府支出。联立方程（1）、（2），可知为确定条件下求解效用最大值问题，构造其Lagrangean函数为：
（3）
上式中λt是Lagrangean乘子，在此度量财富的边际效应。假定个人消费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厌恶函数（CRRA）：
（4）
其中δ>0，U`(C*)=C*-δ>0，U``(C*)=-δC*-δ-1
消费者不仅消费私人产品而且消费公共产品，所以其获得的消费效用应由两部分组成，Baily、Tsung-wu Ho等认为有效消费函数是一个线性的组合即：C*t=Ct+θGt，式中θ代表政府支出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之间的效用关系。当θ>0时，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完全的替代关系，当θ
C*=CtGtφ （5）
式中φ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系数。这一改进更符合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情况，因此本文采用改进后的模型来定义有效消费函数。接下来对（3）式求解，得到其一阶条件为：
（6）
E0[β(1+r)λt-1]=λt （7）
又因为根据（5）式有，，将（6）式中解出的λt，λt+1代入（7）式中得到：
Ct-δGtφ(1-δ)=[β(1+r)Ct+1-δGt+1φ(1-δ)] （8）
对（8）式两边取对数，整理后有：
（9）
令，，随机误差项为ut，则（9）式可改写成：
lnCt=α0+α1lnGt+ut （10）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通常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的消费习惯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使实证检验的结果更加真实，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Yt作为解释变量，从而得到基本方程：
lnCt=α0+α1lnGt+α2lnYt+ut （11）
实际上，如果假设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政府支出相关，即令Yt=β0Gt，则Ct=β1+β2Yt+β3Ct-1=β1+β0β2Gt+β3Ct-1=α0+α1Gt+α2Ct-1，该表达式同样具有可解释性，然而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性有待考证，所以本文选择（11）式作为下一步实证检验的基础。
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总量关系的协整检验
（一）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关于财政社会性支出、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推导为实证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为了从实践角度考察居民消费总量（C）与财政社会性支出（S）、居民可支配收入（Y）之间所存在的函数关系，本文运用1990-2009年的数据资料进行论证，得出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结果。其中居民消费支出总量为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支出，财政社会性支出根据前文的统计口径计算所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总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总数（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为了消除期间通货膨胀对数据的扭曲，居民消费总量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100）进行调整，财政社会性支出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78年=100）进行调整。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和波动性，采用对数化形式对其进行处理，即把C、S和Y转化为LnC、LnS和LnY。模型的数据全部使用Eviews5进行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平稳的基础上，确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存在非平稳性的特点，将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会带来“伪回归”问题，使得估计出的参数产生偏差，所以需要首先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以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考察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如果序列不平稳，一般可以再通过差分使之变得平稳，经过N次差分，则称之为N阶单整。用ADF方法对LnC、LnS和LnY及其差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LnC、 LnS、LnY的一阶差分的t统计量都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单位根，均为平稳时间序列。为了考察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Engle和Granger）认为虽然某些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因此可以通过协整理论介绍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非平稳数据。本文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以lnCt为被解释变量，lnSt、lnYt为解释变量，用OLS方法估计回归模型，其回归结果如下：
lnCt=0.12094-0.095913lnSt+1.062850lnYt+et
（0.024168）（-1.501024）（10.52225）
R2=0.996432 F=2373.455
对上式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t值为-3.304841，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02997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也说明变量lnCt与lnSt、lnY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是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lnCt与lnSt、lnYt之间存在协整，表明从长期来看三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短期波动可能产生失衡，其经济关系是一个从短期失衡趋于长期均衡的动态过程。为了使模型更加精确，可以把误差项et视为均衡误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VlnCt=β0+β1VlnSt+β2VlnYt+β3et-1
本文以VlnCt为被解释变量，以VlnSt、VlnYt和et-1作为解释变量，估计回归方程，使用Eviews5操作得到的结果如下：
VlnCt=0.058898-0.023993VlnSt+0.357823VlnYt-0.396047et-1+εt
（3.012640）（-478690）（1.944425）（-3.548781）
R2=0.495698 F=4.914690
上述的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大，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其影响并不是很显著。如果前期居民消费偏离均衡水平，则本期将以-0.396047的力度对偏差进行调整。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缺乏因果关系则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需要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取两期滞后，Eviews得出估计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nS不是LnC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LnS是影响LnC的重要原因；
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LnC不是LnS格兰杰原因”，即接受原假说。说明两者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结论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财政社会性支出、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都是相对平稳的。通过进一步分析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总量都存在程度较弱的“挤出效应”。
短期内财政社会性支出增加虽然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暂时收入水平，但是由于对持久收入水平产生的影响较小，所以其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弱，实证研究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财政社会性支出的长期变化可以改变消费者持久收入水平，并影响消费者的未来收入预期，进而改变其消费决策，即从长期来说财政社会性支出能明显刺激居民消费。
参考文献：
1.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2.10
2.楚尔鸣，鲁旭.基于面板协整的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6
3.韩曙.要重视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光明日报，2001-3-22
理财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税收;财政支出
一、前言
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财政收支关系进行调整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由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等组成，其主要功能包括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稳定功能。居民消费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所有常住居民对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消费性支出，与政府消费一起构成最终消费。财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政府履行各项职能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财政政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呈现出复杂化且逐渐下降的趋势。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是当下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来分析财政策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从文献研究小视角出发，找出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文献并进行整理和归类，并略提出一些建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针对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即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或挤入效应之争。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是经济学主流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AlfredoSchclarek(2006)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选择了21个发达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30年(1970－2000)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2］AthanasiosTagkalakis(2008)利用经合组织19个国家1970年—2001年的面板数据，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当经济处于由衰退向繁荣时期转变时，增加财政支出更能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且两者之间的挤入效应强度与其国内信贷市场的发达程度呈反向关系。［3］此外，也有学者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挤入效应，而是存在挤出效应即替代效应。JuanA．Correa(2014)通过利用理论工具在跨时期的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未来的税收收入增加，从而给私人消费带来负面影响。［4］此外，VictorValcar-cel(2013)通过构建两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运用VAR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论显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居民非耐用品的消费上，而财政支出对居民耐用品的消费具有挤出效应。［5］
(二)国内研究现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储德银(2011)理论阐释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作用机制，选择1978－2008年期间省级面板数据(去除西藏的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政策对全国居民消费、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下的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6］郭长林(2016)从金融市场扭曲的视角，基于中国1998年至2014年的宏观数据，理论分析表明:在积极财政政策下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经验分析表明:实施以政府主导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而且具有不对称影响［7］范金、伍琳瑜、严斌剑(2018)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消费者选择模型，研究了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差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衰退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要比经济繁荣期更明显且更有效，产生差异效应的影响主要源自初始政府财政状况、流动性约束人口比重的变化等。［8］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角度，岳增刚、王玉凤和王春艳(2014)利用1997年至2012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建立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数据处理以及检验，进一步论证了财政支出F与居民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得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且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9］吴强，刘云波(2017)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至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结构来看，财政分类支出对居民各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即教育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食品和衣着消费，挤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费;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挤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费;文化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衣着消费;医疗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的医疗消费。［10］从税收政策的角度，廖信林、吴友群、王立勇(2015)在不同税负水平下，通过建立DSGE模型来分析直接税比重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且采用两步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当前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11］李宏涛、吴伟军、熊志发(2018)运用有向无环图，分析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而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居民消费都没有显著的影响。［12］樊轶侠(2018)认为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结合税收政策对消费升级的理论效应与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促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强化其改善消费者预期的作用，并进一步从消费供给入手进行完善。［13］通过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现研究结果依旧可分为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和抑制居民消费两大类，两者之间的驱动性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如果过度扩张政府的财政政策规模，将不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甚至会抑制居民的消费。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达到长期的均衡之后会出现挤出效应。
三、对策建议
(一)从财政政策的角度面对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提高对居民消费的互补品的供应，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应。此外，财政支出要更加倾向于给居民带来较高的收入效应的领域，这样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使居民消费的提高有坚实的基础。［14］财政政策的制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利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结构的优化，为居民消费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二)从财政支出政策的角度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且具有时滞效应，当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不符时，会影响内需拉动作用，通过利用相关的模型分析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应更加倾向于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应考虑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的滞后作用。
理财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嘉图等价定理；
中国；
适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091.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14-02
一、理论综述
政府借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国债效应的理论争论中，“李嘉图等价定理”处于核心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思想是李嘉图于19世纪提出的。1974年， Barro发表了《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复兴了李嘉图债务和税收等价这种古老思想：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采取何种方式――征税还是发行国债，是无关紧要的。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本质
李嘉图等价定理实质是这样一个命题:政府公共收入形式的选择，不会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因为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均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由赤字支持的减税导致未来更多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一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数量与征税时的情况一样，消费支出没有改变，总需求不受影响。
（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检验
对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检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其成立的必要条件间接地进行检验，另一种是对其结论直接进行检验。
1.间接检验
间接检验主要对李嘉图等价定理以下的几个条件存在疑问和争论。
（1）代际联系
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疑问之一就是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今天得到减税的人们并不一定是偿还明天债务的人们，所以国债发行在一代人的时期里是不存在等价的。今天活着的人们并不一定考虑他们后代在未来将缴纳更多的税收。
（2）理性预期
其次，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假设就是理性预期，但是理性预期的假设很难成立。因为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错误，这不是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真实的经济模型，而是因为对于明显的错误具有理性预期行为的人们会调整他们的行为直至他们按照真实模型来行事，这似乎不太现实。而且实际上，未来的税负和收入都是不确定的，例如，商品税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行为。
不过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消费者的预期是完美的，如Seater (1993)。
（3）流动性约束
政府由于拥有征税权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利，政府债务没有违约风险。因此政府债务的利率在金融市场上是最低的。面临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如果想在金融市场上借钱，支付的利率肯定会超过公债利率。政府减税产生的财政赤字为这些人提供了成本更低的资金。这些人将感觉到境况改善了。另外，个人将以比政府债券利率高的利率去贴现未来的税负。因此，他们未来税负的贴现值比减税收入的价值低，结果他们的福利也提高了。
但Seater和Mariano (1985)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他们检验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这种过度敏感性可以解释为流动性约束的效应。他们的确发现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但没有证据表明政府的融资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Seater (1993)同样引用Hayashi (1985)的结论，认为流动性约束在美国只使消费降低了2.7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4）一次总付税
如果政府征收的不是一次总付税而是边际税，那么税收的时间路径将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跨期替代率，从而影响消费等真实变量，此时Ricardian Equivalence不在成立。
但Seater (1993)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Ricardian Equivalence关心的是政府债券路径的效应，而不是边际税率路径的效应。因此不能因为扭曲性的税后而作出Ricardian Equivalence失效的结论。
2.直接检验
直接检验是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结论进行检验，本文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采取的就是直接检验，主要是检验总消费水平和投资是否受到政府债券的影响。对于直接检验，前人研究的差别很大，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主要是由于计量经济学上的问题，但我认为，也有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于李嘉图等价的适用性也不一样的原因。
二、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的计量经济分析
（一）模型提出
通过以上的综述，尽管在理论上和实际检验上都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对于我国而言，还必须结合其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本文选定消费和投资这个变量，研究政府发债对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投资）的影响。
1.提出模型
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是通过发行国债为政府支出融资还是通过征税为政府支出融资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标准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就是估计传统的总需求函数，其中消费支出是应变量，收入、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而投资函数中，投资是因变量，收入、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如果政府财政政策和国债等自变量的系数显著地异于0，我们就可以拒绝李嘉图等价定理。
本文提出的模型如下：
Ct=a0+a1（Yt-Tt） +a2（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债还本付息总和）+a3国债存量+ et
It=b0+b1（Yt-Tt） +b2（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债还本付息总和）+b3国债存量+ et
其中，C为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
I为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货物与服务净出口；
Y为国民收入，采用的为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T为税收收入；
显而易见，（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债还本付息总和）代表本文中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或财政盈余）。如果a2、a3和b2、b3显著地不等于0，则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不成立。
2.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以上述标准方法看起来提供了检验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一个直接的方法，但是运用这个方法仍存在许多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在建立模型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同时性（联立性）问题。在我国，总消费和财政政策变量之间的影响却被认为是双向的，即财政政策影响总消费，总消费反过来也影响财政政策。
而且，我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中没有国债的利息支出这一项，因此我们在衡量财政赤字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计算财政支出时应包括还本付息支出。另外，赤字有实际赤字和名义赤字之分，两者差别在于通货膨胀的调整，我们总消费的数据是名义值，所以财政赤字也取名义值。
因此，本文检验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适用性的计量经济模型只是探索性的，而且由于样本数据有限，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较大的制度性变革，我对该模型结果也持谨慎态度。
（二）结果分析
1.对消费的影响
通过对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模型中除了常数a0和国债存量的系数t值相对较为不明显外，其他各参数都通过了R检验、t检验、F检验和DW检验，自变量对应变量均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问题，并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该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当良好。下面我们根据回归结果重新列出该模型：
Ct=2151.236695+0.618249867（Yt-Tt）-4.93241837（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债还本付息总和）-3.83752553国债存量+ et
由于财政盈余/赤字和国债存量的系数显著地不为零，说明国债和财政赤字的增加与消费需求相关，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不适用。另外，国债存量的系数为负，这并不能很好地证明李嘉图定理在我国的不适用，可是，也应该看到，该系数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而且，从主观上来看他们的对应数据其实是正相关的，因此，不能依其来下结论。
2.对投资的影响
计量经济分析的结果表明：上述模型中除了常数b0的 t值相对较为不明显外，其他各参数都通过了R检验、t检验、F检验和DW检验，自变量对应变量均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问题，并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该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当良好。下面我们根据回归结果重新列出该模型：
It=-535.814139+0.440602198（Yt-Tt） +10.46772645（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债还本付息总和） +10.35720453国债存量+ et
由于财政盈余/赤字和国债存量的系数显著地不为零，说明国债和财政赤字的增加与投资需求相关，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不适用。尤其是国债存量的回归结果是符合之前理论分析的。具体来说，国债存量每增加1元，可增加总资本形成10.35720453元。
但是，这个模型的问题是财政盈余/赤字前的系数为正，且其他检验都通过了。显然，这是与理论以及我国多年来的事实都不相符合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模型自身，虽然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但是，以可支配收入替代利率可能也不是很完美，虽然可支配收入系数及整个模型从各种检验上看都拟合得很好。或者其他计量上的问题。鉴于本文作者的水平有限，暂时也只是在探讨阶段，在此不能充分解释其原因，只能留待以后继续研究并完善。
无论如何，通过数据及回归结果总体看来，我们国家的消费与投资还是和国债的发行有显著关系的，即发行国债可以影响总需求与总投资。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理论分析和探索性的计量经济分析，说明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并不适用，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对总需求是具有扩张效应的。
参考文献：
[1] Seater,John,“Ricardian Equivalen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March 1993,(1):142-190.
[2] 夏兴园,洪正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 邢大伟.影响国债发行规模诸因素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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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rro, Robert,“The Ricardian Approach to Budget Deficits,”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 Spring,1989,(2):37-54.
Ricardian equival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ZHOU Jie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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