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论文范文第1篇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媒体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媒体论文范文第1篇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
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
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
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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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
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
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
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
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媒体论文范文第2篇
如在上“黄山奇石”一课时，课文中对黄山奇石的描绘惟妙惟肖，如果仅仅依靠教师用语言去进行简单的说教，还是容易使部分学生难以去感知文章描绘的意境的。然而如果可以利用电教媒体的特点，将黄山上形态各异的石头通过图片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当那些栩栩如生的图片搭配上富有感染力的语言、音乐，学生就会在一瞬间被吸引，当学生产生去了解的兴趣，就能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更会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当然，通过的电教媒体教学也能很直观地把黄山奇石的特点表现出来。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遵循“为教学目标而服务”的原则去选择媒体教学，不然很容易造成一部分资源浪费的现象。
二、树立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原则
在当前的一些现代化的电教媒体对教学方法的辅助过程中，我们发现电教媒体不再是辅助作用，反而成为教师演示或者装裱课堂的工具。在课堂上，一些教师为了展示自己备课时精心制作的一些“精美”的课件，便将整节课的时间用来展示课件，虚耗掉大量的时间，学生则成了观看软件展示的观众。教学不是汇报演出，我们要做的是提高课堂的效率，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如果只是完全依赖课件去展示，而没有与学生交流学习，则永远不会实现“多媒体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原则”。我在设计PPT时有一些小技巧，如设计完PPT时向自己发问：还可以删掉哪些部分？哪些部分过于花哨？什么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去思考？通过这些反思能够有效地减少不需要的部分，减少一些与课堂无关的内容对学生注意力的干扰。在课堂上，我会控制PPT的切换速度，尽量不让学生有眼花缭乱的感觉，让PPT成为教学的辅助工具。因此，在设计总体的教学设计的时候，教师要正确处理“媒体、教师以及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教师的控制下，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服务。
三、为达最佳教学效果服务
在很多事情上的基本原则都是手段要为目的和效果服务，这一原则对选择现代教学媒体同样适用。一般的电教媒体其实仍然属与现代媒体的范畴，虽然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看上去已经逐渐落伍了，但其实从不同的教学内容来看，它反而更甚于现代的多媒体。如在学习“瀑布”一文时，学生可以在通读全文，了解了瀑布的壮美景色之后，再播放一些关于瀑布的影像，直观地感受瀑布的形、声，领略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只有让学生听其声，见其形，学生才会对瀑布的形象理解更加深刻，也会在观看到瀑布时喜爱赞叹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当我们在使用一些先进的现代媒体去辅助教学的同时，还要结合课文的教学内容考虑到：无论是“一般的电教媒体”，还是“现代的多媒体”，只要其能在教学中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达到最优秀的教学效果，我们就应该使用它。
媒体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
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
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
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
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
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尽管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
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媒体论文范文第4篇
这样的一个上行/下行非对等分配的方式正符合目前In2ternet服务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在这个基础上,数字内容能够以IP层为核心进行汇聚,媒体服务可以以非线性化方式呈现,与观众的直接互动变得可能。一个基本的DVB-IPDC标准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事实上,DVB-IPDC标准是一系列应用规范的集合,定义了所有的在IP层之上的功能组件,主要包括有:ESG(ElectronicServiceGuide,电子服务指南)、CDP(ContentDeliveryProtocol,内容投递协议)、SPP(Ser2vicePurchaseandProtection,服务购买与保护),以及NotificationFramew本论文由整理提供ork(通知业务框架)[2,3]。
ESG标准定义了一整套数据模型,用以描述在DVB-H广播网络中,透过CDP所能够传送的各种应用服务以及传输的细节。终端上的ESG处理程序负责辅助用户浏览收到ESG数据和选取在DVB-H广播网络上所传送的服务。
CDP标准定义了在DVB-H广播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上,以IP数据包传送音视频媒体流以及数据文件所需的通信协议集,包括FLUTE(FiledeLiv2eryoverUnidirectionalTransport,单向文件传输协议)、RTP(Real-timeTransportProtocol,实时传输协议)和HTTP(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SPP标准则是实现收费服务的基础,定义了保护前述的音视频媒体流广播服务及数据文件广播服务所需的CA(ConditionalAccess,条件接取)与DRM(DigitalRightManagement,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而正在制订中的NotificationFramework标准则被用来作为交互应用服务的基础框架,应用服务的数据内容都能以通知消息的形式传输,并通过通知应用服务(NotificationService)的方式提供给终端应用程序使用。在这个通知业务框架中,通知消息被用来作为向终端或者用户提供即将到达的或不可预知的服务事件或者信息。一条通知消息可能触发一系列随之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来的交互应用操作[3]。
在DVB-IPDC的框架下,现有网络中IP层之上的各种多媒体应用服务,都可以弹性地跨平台应用。从服务的角度来看,以提供数字媒体内容为主的流媒体服务,无疑是目前的主流业务。通知应用服务则可以作为媒体服务的附属增值业务或者独立的应用服务业务,提供增强型的多媒体交互应用。
而ESG服务则提供了访问由上述两种基本服务组合的各种不同应用服务的用户界面和访问指南,是与用户交互的接口。DVB-IPDC标准体系结构下文将主要探讨一个基于该框架的,实现上述服务应用处理的移动多媒体终端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具体实现方案。
2系统设计与实现
2.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总体架构服务端采用实验室开发的DVB-IPDC多媒体综合服务系统提供各种应用服务,本终端的设计目标是在DVB-本论文由整理提供IPDC的框架内,能够接收服务端用各种协议会话传输过来的数据信息,实现流媒体服务应用、ESG服务应用、通知服务应用的处理及用户配置与注册等管理功能。整个系统以Java作为基础平台进行开发,根据功能需求,采用分层设计的方案,如图2所示。1)传输层:向上层应用提供指定会话协议的通信功能。
其中RTP模块主要负责接收音视频流媒体以及具有时间同步、服务相关性要求的通知应用服务数据。FLUTE模块用来接收绝大部分通过DVB-H网络传输的通知应用服务数据。HTTP模块则提供了一个双向通道,使终端可以完成服务注册或者向服务端请求个性的通知应用服务信息,提供了点对点的交互功能。2)功能层:在传输层提供通信服务的基础上,该层负责相关应用服务的数据处理以及终端系统的管理。会话管理模块负责其他功能模块调用下层协议通信模块创建服务接收会话。媒体处理模块负责提供音视频流媒体的解码以及同步处理。ESG处理模块主要负责ESG分片的维护、聚合以及解析,实现DVB-IPDC标准定义的ESG数据模型处理。
通知消息管理模块负责终端接收到的通知消息的解析、过滤、生命周期管理以及服务应用投递。订阅管理模块负责终端的服务申请与注册功能。
配置管理模块负责处理用户对终端的系统参数设置管理。存储管理模块负责终端的用户参数、ESG应用服务数据以及通知应用服务的相关信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数据的存储。应用管理模块则向各种应用服务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应用框架,用户通过获取或者订阅启动使用的应用服务都集成于该框架之内,通过公用的接口调用其他模块的功能,使得终端能够动态加载各种应用服务,而具体的应用服务的功能逻辑实现与平台无关。3)应用层:媒体播放器负责播放经解码和同步处理后的音视频媒体流。
ESG浏览器能够显示终端得到的ESG数据信息并支持与用户交互。用户配置使得用户能够设置终端的用户应用参数。通知应用界面容器是用来装载各种通知应用的用户界面接口,提供终端用户与通知应用服务的交互。终端架构2.2ESG数据的处理与显示。
ESG用XMLSchema来定义其数据结构[4]。分片(Fragment)是ESG内容的最小组成单位。根据分片携带信息数据的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3大类共7种类型的分片:①服务信息相关分片:Service、Sched2uleEvent、Content,提供有关服务类型、时间安排、服务内容等应用服务的业务信息;②订阅购买信息相关分片:ServiceBundle、Purchase、PurchaseChannel,提供有关购买组合、价格等相关信息;③获得信息分片:Ac2quisition,提供应用服务的访问途径和参数,对于用户不可见,但却是终端访问业务应用的入口。通过分片机制,终端可以独立地接收和更新不同分片,而不管其发送顺序,并且可以在接收部分的分片后就根据各分片之间的关系进行聚合(Aggregate),通过ESG浏览器展现内容给用户,不需要等待全部分片到达。
目前以XMLDOM树形式来组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管理ESG分片信息。符合ESG数据模型定义的分片到达终端后,通过遍历该DOM树,可以作为新节点加入或者更新相应位置的节点信息,同时检查是否有失效的分片信息,进行删减维护。ESG显示处理采用MVC模式[5],后台DOM树数据对象发生的变化,可以实时地反映到ESG浏览器。
2)流媒体服务与特定通知应用服务的关联与信息同步问题。基于DVB-IPDC框架的多媒体服务相对于传统多媒体服务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支持用户实时交互。流媒体服务不再是单纯的数字媒体收视,而是可以与通知应用服务进行绑定,提供交互应用,并且通知消息与流媒体服务的媒体内容可以进行紧密的时间同步[6]。
前者通过在应用服务ESG数据的Service分片描述中指出了服务关联。而对于通知消息与媒体内容的时间同步,可基于RTP/RTCP传输协议进行。RTP/RTCP协议中的同步采用时间戳方法,不同媒体之间依靠RTCP报文中包含的参考时钟信息和相关的RTP时间戳信息来进行同步[7,8]。
终端系统在RTP协议会话上接收到音视频媒体流和通知消息数据流后,依据同步的各方共享的远端参考时钟,建立一个虚拟的时间轴来决定媒体的下一帧表现时间和通知消息的应用时间。需要指出的是,通知消息并不像媒体数据那样具有持续时间(Duration)的概念[9],目前采取的处理方法是,用每条消息的首包中的RTP时间戳来对齐参考时间轴,在完整地接收到一条通知消息后,用得到的应用时间值设置一个计时器绑定该通知消息,然后提交给通知消息管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模块,由计时器来触发后续的应用处理动作。
3)通知消息管理。在终端的通知应用中,虽然通知消息的处理是由承载的数据内容和通知应用程序决定,但终端系统处于动态变化的移动环境下,行为并不具有可预测性,尤其是在通知消息丢失后,可能会导致终端异常。为此DVB组织提出了一种管理通知消息在特定状态下的潜在应用动作的生命周期参考模型[3]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
根据消息本身的时间特性和数据内容的接收情况,通知消息可能处于3种稳定状态和1种过渡状态中的某一状态中,状态之间的变迁具有确定的处理动作。具体如图3所示:通知消息的默认初始状态为Absent,这同时也是通知消息从系统中删除后的最终状态。该状态下无计时器与通知消息关联,从该状态向其他状态变迁意味着加载该通知消息。Loaded状态表示该通知消息已经下载完毕,但是没有后续的被启动媒体播放器,通知应用程序启动自己的应用界面)。
然后该应用服务程序通过会话管理模块调用底层协议通信模块,根据应用服务的访问信息创建对应的服务会话接收应用服务数据。如果是流媒体服务,则将媒体数据信息交由媒体处理模块处理后在媒体播放器展现;如果是特定的通知应用,则经通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消息处理后分发给该通知应用程序使用。如果该通知应用存在交互动作,用户能够通过HTTP模块同服务端进行交互操作(如图6所示)。图6ESG交互与应用服务启动3结束语随着DVB-IPDC的推广,基于该框架的移动多媒体业务应用必将得到广泛发展。笔者在DVB-IPDC技术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移动多媒体终端的设计与实现方案,并对实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相关技术方法作了一定探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一个基于上述方案的原型系统。下一步的工作是在该原型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处理,进行平台移植测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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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逄栋,姜昌金.流媒体技术及其开发方法[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06,16(2):145-147.
媒体论文范文第5篇
媒体软实力问题从来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媒体发展的初期阶段，硬实力的发展和竞争更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媒体的生死存亡。硬实力竞争发展到极致就是“唯收视率论”，这和地方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GDP中心主义有颇为相似之处。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定阶段内的收视率中心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对于促进媒体硬实力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硬实力建设周期的完成，媒体发展和竞争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这时候一部分媒体已经摆脱了在低端竞争、刚性竞争的胶着状态。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收益，各个媒体在增强自身竞争力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通过资金投入、设备更新、人员培训、栏目策划与改版等一系列尝试之后，媒体内部资源得到有效清理，媒体风格、媒体市场相对成熟，媒体竞争格局相对稳定。由此，媒体之间的竞争重点开始转向媒体软实力的竞争。
从媒体竞争的底线来看，中西方媒体存在较大差异：在中国，一般媒体从原则上说是没有生存危险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体长期在资金、人员、设备等方面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虽然这种依附关系导致媒体资源出现强制性行政分割，导致资源浪费和同质化竞争严重，不利于市场化整合，但对单个媒体来说，并不存在因市场竞争而真正死亡的危险，在最困难的时候总会出现上帝之手来拯救。因此，在生存无忧的情况下，媒体更要着眼于自身发展的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另一方面，潜在的竞争是永远存在的。对于一些主要媒体来说，不管是经济实力已经比较强大的媒体，还是在硬实力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得到较大程度提升的媒体，在竞争格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如何增强自身的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应该是这些媒体考虑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要提高媒体的竞争力，既要坚持硬实力要硬，又要加强媒体软实力建设，做到软硬兼施。
二、媒体软实力的具体含义和内容
根据约瑟夫•奈的论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对一种吸引力。他在对软实力的阐释中指出，软实力指的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而且这种影响不是强迫的，是通过无形的渗透达到的。软实力要达成的目标就是要软实力的作用对象自愿做软实力拥有者想要其做的事情。奈给软实力下的定义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的能力。”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相似，媒体竞争中也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媒体硬实力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在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软实力则往往表现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力量。硬实力是刚性的，软实力是柔性的。硬实力是阶段性的，现时性的，可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善和发挥作用。比如媒体资金短缺，濒临倒闭，而一旦注入资金之后，则可以很快起死回生。软实力是战略性的、长期性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在长期的媒体实践中逐渐形成。对硬实力的评估比较容易，评估指标基本上可以测量和计算；
对软实力的评估比较困难，评估指标难以量化。
作为构成传媒实力的两个方面，“硬实力”与“软实力”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要想实现“软实力”，必须先要建设“硬实力”，先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但是光有“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媒体要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扩大影响，最终依靠的还是“软实力”。媒体软实力一旦确立，并被人们感知之后，就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能够通过其价值取向和在受众中的威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并且不会轻易被其他媒体复制和取代，对媒体发展具有决定性和长期性的意义。
三、媒体软实力的表现向度
媒体软实力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为媒体自身文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软实力与此前提倡的媒体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位关系，只是媒体软实力概念的外延更宽泛一些，更具有媒体竞争的针对性意义，更强调媒体关系中的文化较量，是对媒体内在文化建设的外在表现与社会效果的强调。在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特别是针对当前媒体软实力建设的现实状况，我们主要从媒体文化、媒体精神和媒体责任三个向度展开论述。
1.媒体文化
媒体文化的概念在过去也时有表达，比如媒体的CIS系统等。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提出这些概念主要是出于赶时髦的需要，尽管他们也编制了书面的媒体文化，并提炼出了整齐乃至华丽的话语来予以表达。但是，书面的媒体文化与真正落到实处的媒体文化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媒体进行自身宣传的广告语和口号，并没有内化成媒体的自觉追求，并非其真实的媒体文化表现。真正的媒体文化是内化的，是通过媒体行为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当然，如果书面的媒体文化与行动中体现出来的媒体文化能够保持一致，那最好不过，但现实情况是这二者往往是分裂的。
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媒体行业，我们应该实施“百年媒体建设”战略，塑造有深厚底蕴、有深刻影响力的媒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媒体的年龄都很短，中国大陆还没有一家媒体有上百年的历史。媒体文化的积累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得到社会认同和自身内化的媒体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许多西方媒体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多西方媒体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孕育了自己的媒体文化。在中国要实施“百年媒体建设”，除了通过政府行政手段保证其生存外，更重要的是媒体要有自己的底蕴和内涵，要用自身媒体文化作为其长远、持续发展的保证。白芳芹说，一个媒体最重要的东西是文化。和企业文化一样，媒体文化体现的就是媒体的追求、媒体的价值观。相对来说，制度可以变，版式可以变，媒体人更是流水的兵，但是媒体文化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在建设百年媒体的战略中，更应该将媒体文化提到百年大计的高度上来。
从本质上说，优秀的媒体文化可以激发媒体内部人员的热情和干劲，规范他们的行为，而且这种规范是他们的自觉行动，而不是外在要求。同时优秀的媒体文化对外还可以塑造媒体的良好形象。
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媒体文化表现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比如凤凰卫视全球首位三进阿富汗进行战地、在巴格达市区进行现场报道、被誉为“战地玫瑰”的闾丘露薇，距别斯兰人质现场仅30米作现场报道的卢宇光，无不让人肃然起敬。凤凰中文台副台长、著名航拍摄影家赵群力更是在拍摄《寻找远去的家园》时将生命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事业。
媒体文化在节目上则体现为媒体立场、传播理念等。比如凤凰卫视，有一个新闻理念叫做“以善意揭示真相”，他们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总是坚持善意、稳妥、中立和建设性的立场。像《冷暖人生》、《社会能见度》等节目，就是要把所谓的“灰色地带”变成“透明地带”，给每个生命以应有的尊严。通过维护社会正义、社会道德，促进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展示中国以人为本的国际形象。凤凰卫视还特别注重自觉地传播其人文关怀理念，将浓厚的人文色彩融入到节目中去。比如在对美伊战争的直播报道中，独创的情绪段落都是对和平、反战愿望的真情流露，不断地展示其厚重的人文关怀，甚至每一次主持人与前方记者的连线都会有细心的叮嘱，片言只语间让受众直接感知到了凤凰卫视的媒介文化。
建设媒体文化，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媒体自觉，媒体要对自身位置、使命、任务等进行系统、理性地思考，要进行真实的思考。现在虽然很多媒体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应景性的，程序性的，并没有从媒体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担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是要加强研发能力。在对媒体进行定位和媒体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很多媒体采用自我认同的方式。除了自身看自身外，媒体还应该通过外界对自身的评价来获得对自身的认识。山外看山，更容易看到整体和全貌。
第三，精心培养传媒领袖和传媒精英。对任何一个传媒机构来说，领袖风范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传媒文化，特别是传媒的精神领袖，要富有战略眼光和进取精神。这些传媒领袖和传媒精英会在无形之中铸造媒体文化。
第四，要加强媒体内部文化精神的梳理和塑造，并形成制度。媒体文化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
2、媒体精神
媒体精神即一个媒体表现出来的追求，就媒体行为来讲，集中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媒体人和作为整体的实体对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在构建媒体软实力的过程中，媒体既要依据自身资源，又不能局限于自身资源，而是要充分利用资源，不断超越自我，它是媒体主观能动性的文化表现。这种超越精神，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同和尊敬，从而建立起媒体的吸引力。
以湖南卫视为例，湖南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发达，文化也不怎么发达的内陆省份，但湖南卫视敢为天下先，勇于超越资源限制的精神，体现出其内在的价值观和追求。今天的湖南卫视，它的硬实力不是全国第一，但软实力在省级台中绝对是全国第一。湖南卫视在发展过程中，以放眼全国的眼光给自己定位，“锁定年轻，锁定娱乐，锁定中国”，要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快乐中国”已成为其醒目的标签。这份追求精神，让人尊敬。在观众心目中，湖南卫视就是中国省级卫视的第一把交椅。这是不以不喜欢湖南卫视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将湖南卫视与上海卫视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上海卫视具有典型的传媒口岸优势，经济发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观众的消费能力强，并具有长期的历史、地理优势，但是上海卫视的业绩并不突出，尤其是东方卫视以前的上海卫视，基本无所作为。即使东方卫视出来后，其影响力也不能压倒湖南卫视。个中原因，细细体味各自的定位、追求，差异立现。
另一个例子是贵州卫视。和湖南卫视类似，贵州卫视也是典型的传媒口岸不好，偏处西部，经济不发达，本省人口3800万，而且收视人群的消费购买能力有限。但贵州卫视是有精神的。说“人是要有精神的”，媒体也是要有精神的。贵州电视台从李新民到白芳芹，全身心投入改变自身媒体环境的不懈努力，使贵州卫视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欠发达电视媒体实现了一种超常规的发展，取得的成绩让人不得不心生敬意。2002年，贵州卫视立足贵州，面向全国，提出了“西部黄金卫视”战略，成为省级电视区域化发展的探路者，这也是贵州卫视跨区域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台长李新民作为“西部电视的开拓者”被评为2003年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李新民的继任者白芳芹继续跨区域合作之路，2007年9月与甘肃卫视合作，突破行政区域首度结成产业联盟，它的信号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的经济意义。贵州台通过多年的锻造，在区域整合中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成为区域电视整合发展的先行者。坐守黔中，志在全国！这种气魄，这种勇气，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白芳芹也因此成为“2007年度十大广电传媒领军人物”。2007年5月16日，曾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嘉宾主持的身份出现在《论道》节目中，这是国内第一档省部级领导作为嘉宾主持长期坐镇演播室、邀请各行业重量级嘉宾进行尖峰对话的节目。节目形式虽有跟风之嫌，比如，学习以大众文化载体传播精英文化的《百家讲谈》，但是其思路是值得很多省级媒体学习的。《论道》的高明在于对资源的充分挖掘。龙永图本为湖南人，但作为贵州省属最高学府贵州大学最有影响的校友之一，也属于正宗的贵州元素。从《论道》节目也可以看出贵州卫视运用大贵州概念整合资源，将贵州元素用到了极点。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要想超越自己，增强媒体影响力，占据竞争优势，对媒体来说都是可能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掘自己的资源，突破资源的限制。特别是那些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大省的省级媒体，他们已经在硬实力上占得先机，只要拿出媒体的亮剑精神，敢作敢为，勇于进取，就一定能够打造出自己的软实力。
这些传媒口岸较差、媒体硬实力并不占优的媒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取得了很高的传媒效率。这同时提醒我们，在评价媒体成败的时候，更多的要看传媒精度、传媒效率，这也是媒体软实力的构成部分。在硬实力评价中，我们更多的是从总量角度进行评价，资金总量、技术能力、收入等方面进行评价。但在软实力评价中，则应该以资源与业绩比、投入与业绩比、产出的人均比率等为评价标准，这样的评价结果更科学，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
3.媒体责任
媒体责任本身也是软实力的一个维度。媒体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在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以远大目标引导自己，以较高的品位要求自己。中国媒体要具有自觉的责任意识，要认识到媒体首先是获得了社会资源的国家化让渡，认识到自己获取媒体资源是具有垄断性的。在中国，由于国家需要、政府需要，媒体具有很多特权，获得了很多社会资源。从这个角度说，媒体首先是社会资源的受益者，因此要对社会负有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媒体和西方媒体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会少一些，那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垄断性社会资源有限。但西方社会也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
媒体责任通过媒体功能得以实现。从媒体功能或媒体重要性上来看，媒体不仅需要解决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更要当好“喉舌”，要服务于、服从于当地中心工作，这是大家都明了的。同时，在区域竞争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媒体还代表着一个区域的形象，是区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的“脸面”。媒体的“脸面”功能发挥得越好，媒体在区域内部各部门重要性的竞争中也越有利。就一个区域内部而言，其竞争对手是本地区的其他社会单位，在这个时候，媒体软实力就显得尤为突出，就硬实力来说，媒体行业比之于其他行业，恐怕很难占据优势。拿媒体与电信而言，如果单纯从硬指标来看，从利税贡献，就业贡献等方面来看，一般来说，媒体都比不过电信，但媒体对区域的贡献，除了利税，更重要的是其“喉舌”与“脸面”功能，展现的是一个地方的形象，体现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不管是出于媒体自身利益还是区域发展的需要，媒体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自己的责任，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
“喉舌”功能：代表党和政府发表意见，但有被动作喉舌与有创造性的主动作喉舌的区别。在构建媒体软实力的过程中，媒体应在地方党政的思想指导下主动发挥喉舌功能，有突破，有创新。
“脸面”功能：对于媒体所在的城市和地区来说，媒体代表并可以通过媒体塑造一个地方的形象和脸面。通过媒体产品进行形象塑造，既是塑造媒体自身形象，也是塑造区域形象。地方形象是人们对某地区可感知特征的主观看法和印象，是通过媒体对该地区的传播实现的。比如重庆市在直辖后，能较快地树立起充满活力的“新重庆”的形象，和重庆电视台的迅速崛起关系密切。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庆电视台就从一个地级水平的电视台跃升为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电视台，很多人对“直辖市重庆”的认识直接来源于重庆电视台一些耳熟能详的节目，重庆电视台由此成为重庆的“文化脸面”。
“智囊”功能：媒体在未来的作用，要成为区域发展的智囊聚合平台，集全区域之力出谋划策，推动整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
“牵手”功能：作为资源整合平台，媒体在社会上广泛地牵线搭桥，推波助澜，通过创意促使分散的社会资源整合，产生社会效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一来，媒体既能在各种媒体活动中增加自己的刚性收入，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媒体的影响力、社会责任与追求。
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说，特别是在一定的期限内，“责任”可能会成为媒体的经营发展负担。因此媒体责任有效的实现方式，就是把“媒体责任”的实现变成“媒体软实力”的实现，把媒体自身发展与社会需要统一起来。将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媒体的自身追求统一起来，将媒体回报社会与自身长远发展统一起来。
四、结束语
媒体格局相对稳定、媒体竞争进入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后，提升媒体软实力必然成为媒体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这对一些还未完全摆脱经营困境的媒体来说显得奢侈了些，超前了些。但我们应该看到，媒体软实力并不是要等到硬实力非常坚实以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不注重软实力建设的媒体，恐怕很难真正建立起强大的硬实力。软实力的竞争，是媒体硬实力竞争的基础，提升软实力，正是提升硬实力的有效途径。对于已经取得竞争优势的媒体来说，从从容容系统打造软实力，更是保持、巩固硬实力的有效手段，是保证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对于任何媒体来说，都需要“软”“硬”协调，均衡发展，才能有效提高媒体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媒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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