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7篇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汪曾祺 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代表作有《大淖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祺汪曾祺， 现当代著名小说家， 散文家， 京派小说的传人，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代表作有《大淖事》 、 《受戒》 等。
人物简介
汪曾祺(qí)（1920 年 3 月 5 日—1997 年 5 月 16 日）
， 江苏
高邮人， 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 散文家、 戏剧家，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历任中学教师、
北京市文联干部、 《北京文艺》 编辑、 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
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 ， 小说《受
戒》 、 《大淖记事》 ， 散文集《蒲桥集》 还写了他的父亲{多
年父子成兄弟}， 大部分作品， 收录在《汪曾祺全集》 中。
被
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中国
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40
年开始写小说， 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 年毕业后在昆明、
上海执教于中学， 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
1948 年到北平， 任职历史博物馆，
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 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 1950
年调回北京， 在文艺团体、 文艺刊物工作。
1956 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
1958 年被划成右派， 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 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 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 的定
稿。
1979 年重新开始创作。
80 年代以后， 汪曾祺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 受到很高的赞
誉。
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 、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 论文集《晚翠文谈》
等。
所作《大淖记事》 获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
戒》 、 《异秉》 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 故乡 ， 写记忆里的人和事， 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 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 精心营构自
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 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 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方面， 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
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师从沈
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 也是在小说、 散文、 戏剧文学
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
1940 年开始发表小说、 诗和散文。
1948 年出版第
一个作品集《邂逅集》 ， 1963 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 ， 1978 年发表
小说《骑兵列传》 ， 1980 年发表小说《受戒》 ， 受到普遍赞誉， 随后一发不可收。
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 《晚饭花集》 、 《汪曾祺自选集》 以及多卷本
《汪曾祺文集》 等十几个作品集。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其中《大淖记事》
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他还写散文、 评论和剧本。
他与人合作改编、 加工的《沙家
浜》 深受观众的喜爱。
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 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格言名诗
1989 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 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 非常知趣，
特引用如下， 供朋友们一读：
我自写作， 原因无它：
从小到大， 数学不佳。
钻
研文学， 读书很杂。
偶写诗文， 幸蒙刊载。
百无一用， 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 今
已华发。
成就甚少， 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 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 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 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 文俗则雅。
与世无争， 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
实在无啥
人物生平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 1939 年考入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39 年秋， 汪曾祺进入心仪已
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师从沈从文等名师。
众所周知， 该校师生的教与学， 是自由的。
汪曾祺就
经常晚上看书， 白天睡觉， 或泡在茶馆里。
但该校的
制度是刚性的， 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汪曾祺本应在 1943 年毕业， 因体育不及格、
英文不佳， 只得补学一年。
对此， 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
“我觉得不会
外文（主要是英文）
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
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
无可挽回的教训。
我已经 72 岁了， 再从头学英文， 来不及了。
我诚恳地奉劝中青
年作家， 学好英文。
”经过一年的学习， 两门功课过关。
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
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
他未报名， 根据学校规定， 只能算肄业。
因之， 他虽在
该校学习了五年， 并未获得毕业证书。
以后， 在填各种表格时， 他只是写 1939 年
至 1943 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 但在校期间， 他读
书之博之杂， 让后人称道， 加上受名师熏染， 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
他的
大学生活， 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 年开始写小说， 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 年毕业后
在昆明、 上海执教于中学， 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
1948 年到北平， 任职历史博物馆， 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
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现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
， 1950 年调回北京， 在
文艺团体、 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 也是在小说、 散文、 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
建树的作家。
1940 年开始发表小说、 诗和散文。
1948 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
集》 ， 1963 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 ， 1978 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 ，
1980 年发表小说《受戒》 ， 受到普遍赞誉， 随后一发不可收。
现已出版《汪曾祺
短篇小说选》 《晚饭花集》 《汪曾祺自选集》 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 等十几
个作品集。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其中《大淖记事》 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他
还写散文、 评论和剧本。
他与人合作改编、 加工的《沙家浜》 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 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
1958 年被划成右派， 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 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 年出版儿童小说集 《羊舍的夜晚》 。
“文
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 的定稿。
1979 年重新开始创作。
80 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 受到很高的赞誉。
出版
了小说集《晚饭花集》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 论文集《晚翠文谈》 等。
所作《大
淖记事》 获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 《异秉》
等。
所作小说多写童年、 故乡 ， 写记忆里的人和事， 在浑朴自然、 清淡委婉中表
现和谐的意趣。
他力求淡泊， 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 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自觉吸收传统文化， 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 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在小说散文化
方面， 开风气之先。
[1]
人物评价
汪曾祺， 资深文化界名人。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 在
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 当属科班出身。
他虽
也喜欢做学问， 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 他多半陶醉于辞
章考辨之类的“小学”， 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喜爱《世
说新语》 和宋人笔记， 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
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 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
灵、 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深厚、 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 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
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
代理论， 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 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而是以含蓄、 空灵、 淡远的风格， 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
价值。
他长于江南， 定居于京城。
翻阅他的作品， 不乏风和日丽、 小桥流水的江
南秀色和小四合院、 小胡同的京城一景， 极少见到雷霆怒吼、 阔大无比的壮观场
景。
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 从小的视角楔入， 写凡人小事，
记乡 情民俗， 谈花鸟虫鱼， 考辞章典故， 即兴偶感， 娓娓道来， 于不经心、 不刻
意中设传神妙笔， 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 情趣广泛， 爱好书画， 乐谈医道， 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
深入钻研。
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 例如启蒙救亡、 夺取政权、
反右斗争、 “文革”、 改革开放等等。
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 使
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 闲适、 恬淡的心理定势， 追求心灵的愉悦、 净化和升华。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
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 然而置身清丽澄明
的小溪边， 观鱼游虾戏， 听流水潺潺， 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
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 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
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 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 “大话语”、
“大叙事”， 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 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
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 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
化”“小话语”“小叙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 就在于他对“大
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 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
的昭示和呼唤， 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
身边， 美在本分。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
魅力， 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 能做到自小其“小”， 以小见大， 而不
是自大其“小”， 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 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 但其
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 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 于社会
人生有益， 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 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
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 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 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
谈和颓废， 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 相信“人类是有希望
的， 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 太多的夸饰， 太多的刺激， 太多的借助声
光电气。
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
色艺术”， 创造真境界， 传达真感情， 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
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
由此看来， 人们除了被“忙”包裹、 挤压之外，
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
请：
慢点走， 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 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 平淡质朴，娓
娓道来， 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
“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
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 自然一点， 家常一点的。
”因
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 见识广博的险咛富埃常， 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 谈文化， 忆旧闻， 述掌故， 寄乡 情， 花鸟鱼虫， 瓜果
食物， 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 中， 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 蝉、 蜻蜓、 螳螂
的品种、 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
“叫蛐子（蝈蝈的俗称）
是可以
吃的。
得是三尾的， 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 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
芦苇， 一头撅成三角形， 用线缚住， 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 三角里络满了蜘蛛
网,很黏。
瞅准了一只蝉， 轻轻一捂， 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读到此处， 不觉会
心一笑， 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淙换坝锲?
文如其人，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 不事雕琢， 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
世故的达观与超脱， 即使身处逆境， 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
里， 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
日子”， 画完一个整薯， 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 画完了， “薯块就再无用处，
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 烤烤， 吃掉。
我敢说， 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
铃薯， 全国盖无二人。
”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 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 和《苦瓜
是瓜吗》 ， 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 人对苦瓜的喜恶， 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
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
“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 排斥”“一个
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 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 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
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 说它是瓜也行， 说它是葫芦也行， 只要它是可吃的。
”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
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 道、 佛三家， “比较起来， 我还是接
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不过， “我不是从道理上， 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
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 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 回到民族传
统中去。
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 也
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 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
发现， 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
“我写的...
篇二：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祺散文欣赏群文阅读倒挂着的仙人掌
汪曾祺 （ 1920- - 1997 ）
， 江苏高邮人 ， 中国当代著名的 作家 、 散文家 、 戏剧家 ， 京派作家 的代表人物 。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 历任中学教师 、 北京市文联干部 、 《 北京文艺 》 编辑 、 北京京剧团编剧 。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
他被誉为 “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 人 ，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
其散文 《 昆明的雨 》 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
自主阅读：1、品读汪曾祺散文，完成表格。主要内容 喜欢的句子或段落 读后感《昆明的雨》《苦瓜是瓜吗》《豆汁儿》《夏天》《夏天的昆虫》《故乡的元宵》
合作交流：2、汪曾祺的散文具有什么特点？要求：小组讨论确定其中一篇进行详细讨论
蝈蝈我们那里叫做“叫蛐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地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篦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夏天的昆虫》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雨》
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雨》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昆明的雨》
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人间草木》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夏天》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昆明的雨》《辞海》说苦瓜“未熟嫩果作蔬菜，成熟果瓤可生食”。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探索其哲学意蕴，也可以踪迹其美学追求。北京人吃凉拌芹菜，只取嫩茎，西餐馆做罗宋汤则专要芹菜叶。人弃人取，各随尊便。--------《苦瓜是瓜吗》
课堂小结汪曾祺散文特点：1、小叙事凡人小事，以小见大2、平淡质朴，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3、 语言口语色彩浓厚但又不失典雅之美
写一写：拓展延伸
作业布置推荐阅读《我的家乡》、《胡同文化》、《家乡的食物》、《葡萄月令》、《水母》等
篇三：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１４ 年第４ 期第２７ 卷（ 总１４ ２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０ ＦＨ Ａ Ｉ Ｎ Ａ ＮＮ Ｏ Ｒ Ｍ Ａ ＬＵ Ｎ ＩＶ Ｅ Ｒ Ｓ ｒ ｒ Ｙ（ ｓｏ ｃｉａ ｌ ｓｃｉｅｎ ｃｅｓ）Ｎ ｏ ． ４ ２ ０ １４Ｇ ｅ ｎ ｅ ｍ ｌ Ｎ ｏ ． １４ ２Ｖ ｏ ｌ＿ ２ ７１９ ８ ０ 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起源与形态——兼议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定位张晓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北京１０ ０ ０ ２５）摘要：８０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初衷， 是反对“文艺载道” 等要求和标准。
先锋派所体现出来的核心艺术精神应该是反抗和否定， 而文学史对于“先锋” 文学的界定则比较混乱。
汪曾祺被“先锋” 作家们尊为“源头” ， 但二者之间的归宿又迥然不同。
广义的“先锋文学” 被认为是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的， 当代文学史上的“先锋文学” 是针对当时的中国经验而言的， 而汪曾祺的小说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它们在产生的当时就产生了文学史的意义。
而随着时光推移， 它们依然独特， 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汪曾祺和受他启发的“先锋” 作家们有着真正的区别， 这些区别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先锋文学” 。关键词：
先锋文学； 起源； 形态； 汪曾祺； 文学史中图分类号：
秘）６． ７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１６７ ４ —５３ｌＯ （ ２０ １４ ）一０ ４ 一０ ０ ２ｌ一明一先锋小说的历史脉络在１９ ８ ０ 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中， 先后经历了“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和“改革文学” ， 出现了很多引起全国反响的作品， 形成了被后世追忆不止的文学的“黄金时代” 。
当代文学行进到此， 却没有按照“拨乱反正” 之后的文学积累继续前行， 而是另辟蹊径， 路分两支， 一支是文化“寻根” ， 另一支是“先锋” 文学。关于文化“寻根” 和“先锋” 的产生， 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 即在“伤痕” “反思” “改革” 之后，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与以上三种思路完全不同的文学追求？“伤痕” 文学等是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 力图在对以“文革” 为主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描述中， 探寻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伤痕一反思一改革， 这一线索和思路是很清晰的。
为什么到了“改革文学” 之后，文学忽然转向？关于“寻根文学” 的产生和文学史意义， 批评家已经有很系统的论述， 这些论述同样有助于人们认识“先锋” 文学的出现。
当时的文学形势是， 在“寻根文学” 之前， 即有“风俗文化小说” 和“文化诗歌运动” ， “导致寻根文学运动出现的原因， 还有２０世纪８ ０ 年代中期全社会领域中思想方法的变革， 文化学视野对庸俗社会学的取代， 人类学思想对简单阶级论和道德论的取代， 还有宗教学、 神话学、 民俗学、发生学……等等文化学理论， 以及尼采、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荣格、 弗莱等人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 还有结构主义理论等等， 都渐次对这个年代的文学发生影响……” …２８“寻根文学” 至少在这几个方面有所建树， 比如“以‘民间模式’ 来改造‘权力模式’ 的思想” “尝试确立‘生命本体论’ 的历史观念” “由道德的二元对立变成了文化的二元依存， 以此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构成与历史的演化动因” 等等， …３７ 。
９ 它的内涵和用意都可谓深广。李庆西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寻根派作家， ２０ ０ ９年， 他在《寻根文学再思考》 中， 重新审视了当年的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当代汉语写作的国际化研究” （ 项目编号：
１１Ｂ ｚ ｗ ｌ０ ９ ）收稿日期：
２０ １４ —０ １—２４作者简介：
张晓峰（ １９ ６ ９ 一）， 女， 新疆石河子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２１万方数据
文学理想和实践。
他首先认为， 就“寻根” 作品本身， 人们很难梳理出其文脉上的渊源所在， “文化”只是一个朦胧、 指向不明的概念， “其实问题的核心是价值反思， ‘寻根’ 的抉择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来的英雄叙事的拒绝。
” 文化“是虚晃一枪， 只是为了确立一个价值中立的话语方式， 这是一个叙事策略， 也是价值选择” 。
他坦言“‘寻’ 意味着撇开陈规， 另起炉灶， 至于‘根’ 在哪里， 并不重要” 。
心１这一论点， 是他的文章中使人印象最深刻的。如果人们将文学批评和作家本人对于“寻根文学” 的认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共识， 例如以“民间模式” 来改造“权力模式” ， 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拒绝” ； 在“寻根文学” 的历史观中， 存在着“向新历史主义过渡” ［ １］４ ３， 与“在新时期文学进程中， 寻根派只是一个‘中间物’ ……只有当寻根派挣脱‘工具论’ 的枷锁， 打开了非英雄化通道之后， 形形色色的叙事话语才有可能一哄而上” 。
【２１文学“寻根” 运动的历史成因和意义已经被阐释得再清楚不过了。关于当年“文化热” 的影响， 作家们同样也承认“很大一部分艺术灵感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 马尔克斯的获奖， 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们看到了融人世界文学潮流的希望和本土途径， 而“马尔克斯的左翼立场， 他那种叛离西方主流文化的创作思想， 使得他在中国成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对象（ 至少免于意识形态屏蔽）” ＢＪ。
从以上论述中人们不难看出， “寻根文学” 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具体的语境下， 文学的内在需要和外来启迪共同作用的产物。客观地说， “先锋” 文学和“寻根” 文学在当时面临着相同的文化语境， 它们各自的文学追求也有相似之处， 其间的不同， 可能只在于它们所持的理论武器有差异， 但它们破旧立新的对象和目标大体是一致的。格非在回顾先锋文学的兴起时， 认为推究先锋的起源“仅仅把历史推延到七十年代末是完全不够的， 要考虑这个左翼文学史的脉络， 并评估１９ ４ ２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１９ ４ ９ 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
甚至于“推到１９ ４ ２年还不够” ， 他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和胡适１９ １７ 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其实是有联系的。
【３ｏ 这与李庆西所说的“寻根’ 的抉择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来的英雄叙事２ ２的拒绝” 如出一辙。
格非曾经再三强调人们对于先锋文学的误读， 人们通常更多地注意到先锋文学对于形式和技术的迷恋， 而忽略了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拨。
２０ ０ ７ 年格非在谈到《入面桃花》 中叙事策略的调整时， 表达了这样的思考， “八十年代采取那种先锋的写法， 我个人觉得跟社会的关系还比较有效， 八九以后， 到了九十年代， 本能地感觉到这个写法有某种虚化的危险” ， 他已经觉察到“市场经济、 商品文化， 新的社会体制化的东西出现了， 这个东西不可阻挡的” 。
【４１也就是说， 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来临， 权力政治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松弛， 而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兴趣被更强大的金钱欲望所取代。作家们若仍以“文学工具论” 或“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为反叛对象， 很容易陷入“无物之阵” 。以上分析了先锋文学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寻求，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 先锋文学离经叛道的姿态可能大于内容。
因为， 它的对立面恰恰是有很系统、 很具体的思想的。
先锋文学反对的并不是一一具体对应， 而是反对“文艺载道” 等要求和标准。
这是先锋文学的初衷。关于它的源头， 格非、 李锐等都提到了汪曾祺与朦胧诗。
格非认为与汪曾祺的影响相比， “朦胧诗的影响可能更正面、 更重要” ， 因为“朦胧诗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 这是其一； 其二， 朦胧诗的作者很早就接触萨特、 加缪这些西方现代主义资源， 从一开始政治性的“介入” 等观念就进入了他们的诗歌写作。
【３１格非在这里通过朦胧诗的影响， 强调的还是先锋文学起步时的思想性追求。除了朦胧诗之外， 深刻影响了先锋文学创作的应该还包括王朔的小说、 崔健的摇滚乐等。
王朔的写作被认为“近似于意识形态的寄生体” ， “要理解王朔， 必须要回到当代中国在过去一些年中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 以及这历史中的特殊意识形态， 以及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作为‘意识形态载体’ 的语言，以及和这一套语言、 意识形态相适应的道德观念” ，“反正统道德” 与“反权力语言” ， 被认为是王朔小说最突出的两个表层特征。
１５ｏ 这两个方面， 尤其是在抛弃了政治语言之后对语言本身的反思和运用， 对先锋文学的影响非常大。二“先锋小说” 的界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先锋文学” 和“先锋作家” ， 都有固定的所指。
在文学理念和技法上同样万方数据
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但“现代派小说” 和“先锋小说”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伪现代派” 到“先锋文学” 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过程， 先锋文学似乎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脱胎成熟并被固定下来的。如果我们推究一下文学史当初所认定的“现代派小说” 同“先锋文学” 的区别， 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文学史中“先锋文学” 的界定本身， 含有非常强的形式的意义。
《你别无选择》 《无主题变奏》等， 同《十八岁出门远行》 相比， 它们在思想、 情感上何者属于“现代” “后现代” ， 何者落后于“现代” “后现代” ， 实在很难分清， 事实上它们的主题和情绪非常相近。
当批评家们从对西方“现代派” 的理解出发， 认为刘索拉、 徐星们的小说在产生语境和小说文化内涵上与西方有差异， 继而宣称这些现代派小说并不纯粹， “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 ， 并引发了“伪现代派” 的争议时， ①他们执行的其实是两套标准。
对于徐星和刘索拉们， 批评家们强调的是小说的文化内涵， 这内涵是否与中国本土的精神生活相符； 而对于随后被称为“先锋作家” 的余华、 格非们， 他们看重的则是他们的小说“有着更鲜明的‘文体’ （ 或‘小说范式’ ）实验的指向” 。
总之， “现代派” 同“先锋文学” 的区别， “立足于对‘文体’ 的纯粹性的信仰” 。
［ ６］３３７ 这也与格非在新世纪再三重申的先锋文学当初在价值意义上的刻意突破，形成了对照。
也就是说， 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文学”的命名和对作家的圈定， 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上是分裂或者分离的。文学史对于“先锋作家” 和“先锋小说” 的界定也具有模糊性， 除了马原、 余华、 格非之外， 其他在人们头脑中具有先锋色彩的作家， 文学史似乎很难将他们归类。
比如残雪， 有文学史认为， “虽然残雪和马原几乎同时出现， 同样引入注目， 但只有马原（ 而不包括残雪）被批评家看作是‘先锋小说’ 的起点。
” ∞＂３７ 这种区分的依据， 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立足于对‘文体’ 的纯粹性的信仰” 。
但在分析“先锋作家” 时， 残雪又被当成其中的一员进行论述。
论者对此这样解释：
“残雪一般会被看作是‘现代派’小说家， 这里把她放在‘先锋’ 中谈论， 含有删繁就简的意思” ， №ｊ３４１这样的解释是很牵强的。
同样， 面对莫言， 他的写作中浓郁的本土色彩、 民间思想以及感官的解放， 都很难用当时“先锋小说” 的标准简单地进行归纳。从文学史对于“新历史主义” 的叙述中， 我们也能看到对于“先锋” 判断标准的狭隘和生硬。
“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作家’ 群中， 有几个人的创作面目是较为模糊、 复杂的， 他们是余华、 苏童、叶兆言、 格非。
他们通常也被称为‘先锋小说家’ 。依照当时所认定的‘先锋’ 的标准， 他们也的确不同程度地具有‘先锋’ 的性质。
但这种‘先锋’ 的性质在他们那里并没有持续很久。
当‘先锋’ 在文坛上不再时髦， 在文坛下也没有市场时， 他们迅速转向，甚至表现出某种‘新古典主义’ 的色彩， 这在苏童和叶兆言那里更为明显。
” 【７ ’ 在这种评价当中， 有几个观点值得商榷。
其中， “新古典主义” 被视为“先锋”的倒退， 是否妥当。
事实上， 在当时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的叙事中， 包含着一种新的历史观。
作家们不再以“历史唯物主义” 等观念作为历史叙事的依据和准绳， 而是从各自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和感受出发， 对此进行重新叙述和阐释， 从而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历史” 。
这种对历史的观察， 对“正史” 不仅是补充， 更有可能是质疑； 它们有可能是对宏大或者琐碎的历史的重新想象， 也有可能是“提纯” 之后高度的“寓言化” 。
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表现形式上看， 这种当时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的文学思潮，在它兴起之时应该是“先锋” 的继续， 而非倒退。
②以上分析显示， 文学史对于“先锋” 文学的界定比较混乱。
其实就批评家或者读者而言， 他们对于“先锋作家” 或者“先锋小说” ， 哪些“是” 哪些“不是” ， 可能都有自己大体上约定俗成的标准。
比如，残雪小说中的现代哲学和文本的实验性， 在当时是先锋的； 而莫言一直走在时代前列、 开天辟地宛如新生的精神气质， 当然也是先锋的。究竟什么是“先锋” 文学？它的标准是什么？厘清这一概念， 是真正认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前提。洪治纲在《守望先锋》 一书中， 对“先锋” 和“先锋文学” 做了详细的梳理。
回溯“先锋” 的源头， 无①参见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 《文艺报＞ １９ ８ ８ 年１月 ２日）， 黄子平＜ 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 ，（ 《北京文学＞ １９ ８ ８ 年第４ 期）， 转引自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 ，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 ９ ９ 版， 第３３７ 页。②张清华在＜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现象与特征＞ 一文中认为从１９ ８ ７ 至１９ ９ ２年前后， “新历史主义” 是一个“由先锋小说家所推动的、 一个特别具有‘实验’ 倾向的历史叙述。
” 同时， “１９ ９ ２年之后， 随着一批先锋作家对商业动机的迎合。
历史叙述出现了一个返回和蜕变的趋向， 其人文探索的灵魂逐渐被市场的欲求所代替， 新历史主义的思想也就被游戏的趣味所代替。
” 见《境外谈文》 第５９ 页。２３万方数据
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先锋最早都是军事术语。
大约在１８ ２０ 年之后， 在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对各种具有超前意味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形态给予了‘先锋’ 的...
篇四：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22 卷 第 3 期Vol. 22 No. 3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xiU 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00 年 6 月June, 2000α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赵桂宁(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 广西 梧州 543000)【摘 要】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考察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 从而进一步认识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与地位。【关键词】
儒学 人道主义 人性 和谐 民俗 抒情小说【中图分类号】
I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 03006804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 早在 40 年代就有小说《邂逅集》 问世, 60 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1980 年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 一发不可收, 《受戒》、 《大淖记事》、 《泡茶馆》、 《异秉》 ……这些小说的发表犹如在酷暑中飘来的一阵清凉的雨丝, 让人心旷神怡, 人们争相阅读, 形成了一股“汪曾祺热”。当时的文学创作, 大致可分出两大潮流, 即“伤痕文学” 和初见端倪的“反思文学”, 文坛上充满着感伤的、 愤怒的悲剧色彩与气氛。
汪曾祺以他那古趣盎然的民俗小说, 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纠缠, 超越了悲怆愤怒的文坛主旋律, 把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文化传统带给了当代中国。一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①他说: “我不是从道理上, 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 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②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导倾向, 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的“仁”, 既可集中在“克己复礼” 上, 又可确定在“仁者爱人” 之中。
前者服务的目标是行将消亡的政治制度, 而后者则具有恒久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富于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精神, 扩展到普遍的社会人生中便能实现人的自觉, 这种自觉让人意识到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 在他的笔下, 他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具体衍化为三种感情形式, 正如他所说的: “我作品所传导的感情无非是三种, 一种属于忧伤, 比方《职业》; 第二种属于欢乐, 比方《受戒》, 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 再有一种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③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找出三种不同的人生世界: “忧伤” 的—86—α①②③汪曾祺, 施叔青: 《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上海文学》, 1988.4。汪曾祺: 《晚翠文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3汪曾祺: 《晚翠文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3收稿日期:作者简介: 赵桂宁,19990611(1957—) , 女, 广东顺德人, 广西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世界呈现的是下层劳动者凄苦的命运, 表现他们人性中的坚忍顽强与求生努力, 除了 《职业》 有《迟开的玫瑰和胡闹》、 《故乡 人・打鱼的》、 《鲍团长》 等, 作品深深地表达了作家对人性苦难的理解与悲悯; “欢乐” 世界是最吸引读者的世界, 它表现的是温暖的人情, 率直美好的人性, 呈现出一个人与自然, 人与人以及生命自身高度和谐的世界, 体现了作家“追求的是和谐, 不是深刻” 的创作思想。
汪曾祺说: “我写《受戒》 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 肯定人的价值, 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①除了 《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安乐居》、《艺术家》 等许多作品中的人们自然地向生活敞开生命,活得放达超脱, 随心所欲, 作品寄托了作家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无限向往与渴慕; 小说的第三个世界则是善意地嘲讽了小市民庸俗、 愚昧、 卑琐与狭隘的人性弱点, 《异秉》、 《故里杂记・鱼》、 《晚饭后的故事》 等作品都蕴含着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忧患。
这三个世界尤其是第二个世界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下层劳动者生命性态的关注与思考, 表达了作家对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 在当时则标志着文化意识的觉醒: 多年来阶级观念与左倾政治把人高度抽象化, 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极其“残酷无情”, 人心危殆, 人性沉沦。
汪曾祺小说对“人” 的现实性与主体性的充分肯定, 对人的“自然人性” 合理存在的呼唤, 让人从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物” 的彼岸, 从泯灭了七情六欲的“神” 的彼岸,从庸俗化了的“阶级” 规定的彼岸 回到了人自身; 小说强调人的尊严, 这又反映了现代意义上的“人” 的觉醒; 作品对人道主义的人情美、 人性美的弘扬, 传达了特定时期人们精神上对真善美的渴望, 传达了一种道德理性, 体现了作品从传统道德精神上对长期以来现实人性窒息甚至扼杀状态的匡正理想, 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在当下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实现, 但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 具有对现实存在的“非人道”、 “不合理” 现象的批判功能,因而它是一种促动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
从这个层面上, 我们是否可以说, 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 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或挫伤之后的感情抚慰与精神追寻——从集体无意识的虚妄和乌托邦情结中觉醒过来的心灵趋向, 这样便可以被确认为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情绪的一种集中表达。
至于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丑陋的心理进行“温和” 的批判, 正反映了作家“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的历史沉重感和医治落后积习的愿望,这是对鲁迅解剖国民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从文学史看, 汪曾祺对人性的关注与弘扬, 对他以后出现的寻根“原始生命派”、 “忧患派” 对生命内质的探索, 对生命体验的传达, 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点化与刺激启发的意味。
而兴起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汪曾祺的影响。
“新写实” 小说立足于写普遍人的日常生存状态, 着重表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冲动, 表现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无奈和挣扎, 追求一种平实自然、 含而不露的风格。
相比之下, 汪曾祺取材于“回忆”, 更多地表现人性美人情美, 努力走向生活的清新与甜美; 而新写实小说则写的是现实, 更多地表现人性的懦弱与磨损, 如实地展示生活的艰难、 平庸与无奈。二汪曾祺小说的题材内容, 大多取之于旧社会, 取之于以往的过去时。
为此他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
但我认为小说是回忆。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
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 除净火气, 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这样才能形成小—96—①汪曾祺: 《晚翠文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3
说。
”①于是, “回忆” 就不仅成为汪曾祺小说取材的基本纲领, 而且成为审美创造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当时看, 汪曾祺的观点及创作是对长期以来创作理论的一种反拨。
五十年代以来创作理论界一直认为, 文学应该贴近生活, 直接反映现实, 汪曾祺冲破了这种过于单一与狭隘的藩篱。
作家借助文学形式将回忆固存, 物化, 在把“回忆” 告诉别人的同时, 自己也在检视生命, 这样更能反映创作主体的个性、 人生的体验与哲学思想。
另外汪曾祺的创作突破了极左路线盛行于文坛的一定要服务于民的方针, 人们一直强调创作的“服务性” 而忽略了作家创作的“私人性”, 其实很多创作不是为现实服务的动机产生的, 更多的文学能够成为葆有理想的一种精神存在, 往往恰恰在于它与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 这种用以填补距离和消弭距离的方式或许就表现为一种怀旧, 怀恋过去的美好、 纯洁事物以最后寄存理想, 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职责感, 较之直接用于现实的责任感不同, 或许这种职责感较为纯静、 温和, 也可能更为久远。
我们读汪曾祺, 留下深刻印象的更多是古朴单纯的生活方式, 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 崇高公正的为人原则, 高于俗世的道德标准, 异于庸人的率真诚挚, 其实这里面有一种理想可贵追求在内。
汪氏小说在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能尽量摆脱太过功利的东西, 这反映了作家一种不媚俗的求真精神。
当然其怀旧的力量不能使人产生迎战命运的勇敢, 发展下去就容易逃避现实, 造成与世无争的沦落。汪曾祺写“回忆”, 回忆的兴奋点大都放在风情习俗的细致描叙上。
他总喜欢把人物放在风情习俗的“背景” 与“人群” 中, 突出一种风情风物风俗的内容, 展示出 “地方志” 式的独特的生存样式的原生状态。
如《大淖记事》 一共写了六节, 开篇将人物故事先撇在一边, 用比工笔更细腻的笔墨, 向读者缓缓地讲述大淖的“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直到第四节, 才将主人公推向读者, 引出故事。
《异秉》 除了主要写王二卖熏烧发迹的故事之外, 还写了 “这条街” 上各色人等的生活情状。《陈四》 全篇四千多字, 竟用了三千多字来抒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 运化出一股原始古朴的文化底蕴。
汪曾祺说: “我以为民俗是一首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
”②风俗作为一种物态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载体, 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统精神, 最能表现民族的文化心态, 又是一种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 直接表现出社会心态。
汪曾祺就是力图弘扬潜含在风情习俗的具象深层中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 以实现其“回到民族传统” 的倡导。
如果放在文学史的视角去考察, 汪曾祺的“回忆” ——“风情习俗” ——“传统文化”, 一定程度上引导或启示了 “寻根文学” 潮流。
在汪曾祺之后, 一批青年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 回顾民族的昨天, 有了新的文学觉悟。
他们的作品采用文化视角来观照社会和人生, 探索传统的和当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注重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 注重在民族文化制约下小说的美学追求, 使当代小说从过去的“政治依附” 中走出来, 回到宽广的“文化母体” 的怀抱中。
至于 90 年代初出现的“新历史小说”, 以民间文化状态来淡化政治形态, 突出历史事件中普遍人的命运, 我们仍能寻到汪曾祺的“蛛丝马迹”。三抒 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
现代抒情小说发端于“五四” 时期, 周作人首先提出了“抒情小说” 的概念, 鲁迅以他的《社戏》、 《故乡 》 开拓了抒情小说的源流, 接下来郁达夫、废名、 沈从文、 萧红、 师陀、 孙犁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了鲁迅开辟的抒情小说的道路, 形成了—07—①②汪曾祺: 《晚翠文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3汪曾祺: 《晚翠文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3
小说发展史上与情节小说相对立的抒情小说一脉。
抒情小说重视抒情, 淡化情节, 讲究意境、情调、 韵律与色彩, 明显地融入诗歌、 散文的因素。
汪氏小说继承了抒情小说的传统, 并把它带入了新时期文坛。
汪曾祺说, 小说是谈生活, 不是编故事, 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
小说是一种情感形态, 一种思索方式, 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气氛就是人物。
散文化小说的美是阴柔之美, 喜剧之美, 它的作用是滋润, 不是治疗。①他的小说就是他小说美学观的实践。
他的小说注重情节以外的“情调”、 “气氛” 与“意境”, 突出人物性格形成的生存环境, 把人物摆在一幅幅社会风俗画的背景下, 造成一定时空的立体感之后, 再从环境推出人物, 有节制地推进故事的发展。
当情节发展到最动人最紧张的地方, 或化解为平淡冲和, 不露声色的外在形态的描叙, 或故意点到为止, 不作任何的演绎渲染, 甚至留下重要的空白, 让读者在意义空白的驱使下去想象, 去思考, 使作者的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汪氏小说不但情节被艺术地“淡化” 了 , 作品中的人物对激烈反应的心理也往往表现出节制,冲淡与平静, 以保持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信念, 保持与他人、 社会、 自然的“和谐”。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反映了主体精神的复活, 通过文体完成了作家的心灵构造, 实现了小说艺术模式更大的自由与灵便, 使小说获得创造生活形态的多种可能性。
评论家李庆西认为, 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小说, 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 这种自由、 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 正在这一点上, 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 它的价值或许在于, 它为以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 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 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②小说的抒情化, 散文化, 在现代就开始有了 , 但作为一种文体意识的自觉变衍, 一种值得重视的创作倾向, 是在新时期中逐步明朗化的, 而汪曾祺在其中无论是理论与实践所作的开拓是首屈一指的。
在汪曾祺的影响下, 抒情小说获得了迅猛发展并取得了成就, 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许多有才情的年轻作家如贾平凹、 钟阿城、 何立伟、 王阿成等, 在创作上呼应着汪曾祺, 呈现出勃勃生机, 形成了“民俗文化派”, 使新时期的抒情小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由于作家们与汪曾祺一样对社会现实审美感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对用连贯有序的故事性和恩怨相报的伦理圈子是否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示怀疑, 于是, 便用 “抒情的东西” 来挤破固有的故事结构, 在情节松动的地方, 诗意、 哲理、 讽刺、 幽默、 政论、 风俗、 时尚、 意识流……一齐涌了进来, 使小说获得了对生活的最大的创造能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曾祺注重实现小说语言诗意的启示下, 茹志鹃、 张洁、 张承志、 韩少功等抒情好手写出了 “比诗还要象诗的” 小说。
另外, 汪曾祺的不愿被小说的规范所约束, 执意追求自由的创作行为, 也影响了 “先锋派” 小说的游戏性质。
然而小说散文化对小说文体自身的结构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也是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的。综上所述,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汪氏小说的不足,作品所反映的现实过于纯净完美, 未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反映社会的主旋律等等。
然而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苛求每个作家都得脚踏时代的风火轮, 因为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责任编辑: 陆桂生)—17—①②李庆西: 《文学的当代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1 7。汪曾祺: 《短篇小说的本质》, 《北京文学》, 1997.8。
篇五：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汪曾祺的散文特点中文一班
蒋炳舟
我是个不那么喜欢读书的中文系的学生， 自然， 也就不大喜欢主动去看一些小说、 诗歌和文章。
但在一次偶然的去图书馆休息的时间里， 随手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书， 是一本人物传记类书籍。
作者是汪曾祺的三个儿女， 书名是《老头儿汪曾祺》。
从这本书里， 提到了小时候， 大概是三四年级左右的年纪， 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 那是汪曾祺的作品。
是一篇散文。
之前虽有听说汪曾祺是个著名的作家， 但并没有去看过他的一些作品。
而此时突然提到这位作家， 使我产生了一些想去看看他都写了什么东西的想法。
于是， 在这个初衷下， 我阅读了他的一些散文， 小说作品。
他是沈从文的弟子。“京派” 作家的代表人物。
他的散文作品， 在我看来，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独树一帜， 特别具有一番与别人不同的韵味。
汪曾祺散文给我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语言、 文字。
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语言风格是受到了归有光的极大影响。
后来我了解到， 归有光的散文最大特点， 就是白描， 近乎于通篇的白描写作。
汪曾祺受其影响， 语言中，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 平平淡淡的白话。
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 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
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 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就像在《花园》 中， 他说“没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 它的颜色是最深沉的”， “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整篇文章读下来， 却使人忍俊不禁， 内心平和， 恬淡而又不乏感动， 如最后他说“有一年夏天， 我已经像个大人了， 天气郁闷， 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 半夜到园里去。
一进门， 我就停住了。
我看见一个火星。
咳嗽一声， 招我前去， 原来是我的父亲。
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
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 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 我们一直没有说话。
那一次， 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汪曾祺曾说， 他所追求不是深刻， 而是和谐。“我非常重视语言， 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 本身便是内容”， 他的语言， 平淡中出于绚烂， 人人看了都能明白， 都能看懂。
我想。
这一点， 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真是像极了。
虽然朴素， 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 文学语言， 不是方言。
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的本领， 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第二个特点， 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 善于从小处写起， 以小见大。
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 寓巧于拙， 表达真挚的感情， 。
正如小时候学过的那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 里，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是画家， 会刻图章， 画写意花卉。
图章初宗浙派， 中年后治汉印。
他会摆弄各种乐器， 弹琵琶， 拉胡琴， 笙箫管笛， 无一不通。” 而在“母亲” 去世后，“父亲”“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
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 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 单夹皮棉， 四时不缺。
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 羊羔， 灰鼠、 狐肷。” 于是，“父亲” 对“母亲” 的深沉的眷恋， 和感情清晰地展露在我们眼前， 让人读了深深为之感动。
而“父亲” 在一旁给十七岁的“我” 瞎出主意写情书的场景， 则更是让“父亲” 随和， 温暖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些都是一些细琐的小事， 但由汪曾祺这么一写出来， 便显得感情真挚， 动人。
整篇文章中都是从身边小事写起。
虽然平淡，却从点点滴滴中流露出对孩子们的亲近、 理解、 包容和友善， 从父亲愿意放低身段， 与儿子称兄道弟就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愿意让自己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 真正的融入到孩子们的世界， 并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们的人。
他总是用自己智慧灵巧的双手和热切呵护的爱心， 为孩子们营造出神异快乐的童话世界， 他给孩子们带来的永远是水晶一样灵动明净的琉璃世界。
看过了汪曾祺的一些作品， 然后去了解这个人以后， 不难发现的是， 汪曾祺对“美食”的描写无疑是不能让人忽视的。
前几天班上就有一位同学在上“语文教学课” 时， 就试讲了他的《咸鸭蛋》 一文。
在文中， 他细细分析了他老家——江苏高邮出产的咸鸭蛋， 同其他地方的咸鸭蛋比起来， 有什么不同， 又有什么样的好处与优点。
虽是文人， 却寄情于美食， 喜欢逛菜市场， 看看生鸡活鸭，
鲜鱼水产， 碧绿的黄瓜， 通红的辣椒， 都呈现在他的笔下，他出生高邮， 少年去昆明留学， 而后在上海教书， 又于北京结婚长住。
期间还被下放至塞北农村。
他这一生， 地域跨度之广， 不可不谓丰富。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使他尝尽南北方各地菜肴， 写下关于不同菜系的各种文章。
在《老头儿汪曾祺》 中， 汪曾祺会做菜， 并且做得一手好菜， 还精通不同地域的菜系。
这都表现出了这位美食作家对于美食的独钟。
其中有篇名为《五味》 的文章， 也许大家会有一种感觉， 原来生活中的琐细的饮食风俗也能写成文章。的确， 汪曾祺不仅能写， 而且还将其写得有滋有味， 妙趣横生。
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和关注。
我们说一位作家的文章好， 好在什么地方？ 一是他对生活的体验、 认识深刻， 是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 再就是他写出了大家心里想到了， 但却没有说出来的认识、道理和体会。
就拿对五味的爱好来说， 山西人爱吃醋， 四川、 湖南、 湖北人爱吃辣， 广东人爱吃甜……于此可见， 汪曾祺的美食散文， 在他的众多散文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总而言之， 文如其人， 尤其是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说教， 他对事物细致的描绘， 瞬间的真情流露， 已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不似鲁迅散文的悲怆， 不像余秋雨的居高临下的启蒙， 他的散文是一种感身边的事， 用恬静之心、 朴实之情， 化伤痛为淡泊。
如果说鲁迅的散文像一杯咖啡， 虽苦却能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余秋雨的散文像一杯烈酒， 呛且有时会伤身，那么汪曾祺的散文则是一杯国产的铁观音， 看似无味， 细品方之甘甜， 清幽宁静， 有一种儒生的雅致。
因为这才是平凡的生活。
篇六：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学刊2015.3语文学 刊［作者简介］吴永福，福建长汀第一中学教师。汪曾祺谈小说○吴永福（长汀第一中学，福建 龙岩 366300）[摘 要]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于小说创作也有自己的看法，对小说的思想、结构、技法及语言等方面多有阐述。[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理论中图分类号：
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5）3-0079-01汪曾祺对小说创作有独到的看法。这里引述一些，包括思想、结构、技法及语言等。汪曾祺在《文集自序》中说：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以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在这里，作者首重小说的思想，这思想就是对生活的感悟。至于表现出来，就成了小说的主题。关于主题的重要，汪曾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中作了这样的强调：
“我觉得，没有主题，作品无法贯穿，我曾打过一个比喻，主脑就好像是风筝的脑线，作品就是风筝。没有脑线，风筝放不上去，脑线剪断，风筝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脑线既是帮助作品飞起来的重要因素，同时又给作品一定的制约。”行文中有主题贯穿，便于集中地思考生活及其意义。当然，这思想或主题不见得都要直接说出，含蕴于其中，更有意味。结构方面，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中说：
“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这里的山与水的比方，水是流动的，不像山那样严整，却更为自然。汪曾祺在《小说笔谈》中又说：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 “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用树来比方，既强调了内部的流动，又要有整体感。这是整体的流动、流动的整体。很显然，这样的安排较少人为的痕迹。而在《自报家门》中又说：
“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我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
‘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
‘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讲结构的原则是随便，当然不是随随便便，而仍旧是有如水的流动。行云流水，文无定法。至于这里说到结构太露的小说，确实是一个问题。这样的小说读多了，会给人一种太巧的感觉。无巧不成书，巧既是情节安排需要的，但太巧了又显得做作。其实结构只是小说的构成要素之一，不必过于张扬。与结构相关的，还有小说篇幅的长短。汪曾祺说他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换个说法就是偏爱于短的。他在《说短》中讲道：
“小说写得长，主要原因是情节过于曲折。现代小说不要太多的情节。” “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现代读者不能容忍编造。一个作者的责任只是把你看到的、想过的一点生活诚实地告诉读者。你相信，这一点生活读者也是知道的，并且他也是完全可以写出来的。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就小说的发展来说，短也许是一个趋势。也许小小说和中篇的容量也就相当于先前的短篇与长篇，即都有缩短的趋势。个中原因，是不见得要有那么多的情节，而只写自己的所见所想。但值得注意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并说得有意思一些。汪曾祺的方式，除了将人物的言行与背景有机结合，还在体式上回归先前的笔记小说。以《戴车匠》为例，作者改写了一回。年轻时写的是短篇小说，多有渲染，老来却缩为一篇笔记小说，显得更为紧凑。至于题旨，一样是赞美手艺人的做活，即在工作中融入了情致。而做成的东西，又不乏工艺的价值，能给人一些美的感受。这情致与感受，仍旧是作者的发现。汪曾祺在《小小说是什么？》中说：“小小说作者所发现、所思索、所表现的只能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这个片段是别人没有表现过，没有思索过，没有发现过的。最重要的是发现。发现，必然就伴随着思索，同时也就比较容易地自然地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文学本来都是发现。但是小小说的作者需要更有‘具眼’，因为引起小小说作者注意的，往往是平常人易于忽略的小事。这件小事得是天生来的一块小小说的材料。”对于小小说的表现或写法，作者认为要找到别人没有表现过的发现，再用自己的方式说得有意思一些。这有意思除了写法的别致，还在于意蕴上可以含蓄一些，不见得都要直接点明发现的主旨。无疑地，这更切合小小说留有余蕴的特点。（下转第 107 页）79
语文学刊2015.3语文学 刊（上接第 79 页）关于技法，汪曾祺很看重散文化的写法。他在《小说的散文化》中说：
“散文化的小说不过分地刻画人物。他们不大理解，也不大理会典型论。……小说作者只是看到一个人，觉得怪有意思，想写写他，就写了。如此而已。散文化小说作者通常不对人物进行概括。看过一千个医生，才能写出一个医生，这种创作方法恐怕谁也没有当真实行过。散文化小说作者只是画一朵两朵玫瑰花，不想把一堆玫瑰花，放进蒸锅，提出玫瑰香精。当然，他画的玫瑰是经过选择的，要能入画。……散文化的小说大都不是心理小说。这样的小说不去挖掘人的心理深层结构，散文化小说的作者不喜欢‘挖掘’这个词。人有什么权利去挖掘人的心呢？人心是封闭的。那就让它封闭着吧。”对于散文化小说的特点，作者认为人物的塑造可以回到印象，或者说从印象出发，感觉这个人有意思，却不一定很典型。典型化的人物往往普遍性过多，而作者看重的是特殊性，换个角度即意识到人物的有限性，不都是典型。小说艺术的发展中，有过情节小说、性格小说、心理小说等，表明各有侧重。汪曾祺倾向于散文化小说，此种小说大都有一个故事框架，却可以包容更多的细节与场景。就写法上说，汪曾祺的小说善于营造氛围，多是从相关的背景或环境写起，引出人物的行事，人物与背景可互相映衬。人做的那点事情，大可融入环境或背景，不用说意蕴也在其中。氛围已足，人就出来了。至于语言，也是汪曾祺津津乐道的。他在《思想·语言·结构》中这样说：
“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不是像盖房子似的，一块砖一块砖叠出来的。语言是树，是长出来的。树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但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树的内部的汁液是流通的。一枝动，百枝摇。”语言的流动，好比树的汁液流通，这是很妙的比方。有趣的是，作者谈论结构，也用树来比方。不管语言还是结构，作者强调的就是既要有整体感，又要有自然的连贯。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是这样说的：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落实到具体的语句组织，汪曾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中说：
“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作者谈论语言，经常引用一段书法上的论述，即包世臣《艺舟双楫》所说：
“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士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竟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语句中长短相形，可参差错落。正如整散结合，整齐中有变化。普通话学习课堂环节把握好了，我们可以将普通话的学习延伸到课外，从而实现普通话语音面貌提升的有效目的。三、定期举办《一周偶像》趣味脱口秀节目，寓教于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向善向好是每个人前进的动力与努力的方向。举办《一周偶像》趣味脱口秀节目一方面给学生们提供自我表达与相互提升的平台，使学生课内训练语言表达准确性的同时，通过节目的参与增加表达的流畅度与感染力，从而使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朝着艺术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能使学生在节目的参与中获得成就感增加学习的兴趣，而这些学生优秀的表现会产生“偶像”的吸引力与辐射力，从而引导许多学生树立正确并自主学习的意识，积极投身这项活动，从兴趣角度提高普通话学习的有效性。这样，普通话的教学实现了由课内到课外的延伸，由点及面推广至整个文学院，拉动更多的学生自主改善语音面貌强化表达能力，从而增强文学院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充分展现专业优势。四、成立“中国梦，标普梦”志愿队，以教促学“教”和“学”是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两个辩证统一体。《礼记·学记》中说：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要“教”就必须先完善自己的语音面貌，这便给学生普通话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他们的普通话学习有了一种鞭策力。我们可以前期成立“中国梦，标普梦”志愿队带领学生深入乡镇学校进行义务教学。学生在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普通话完美之后，通过教学活动，对照他们所教对象的语音状态与他们自己的语音状态，形成镜子效应，从而以教促学，有助于学习过程的反思与提高。后期由学生自主进行“标普”推广系列活动，这样既提高了普通话的语音水平，又能让正能量得以传递。五、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提高普通话考核水平有人提出，在现在的课程评价体系中，学校、教师总是把规范性评价作为主要方式，忽视非规范性评价的作用。
[3] 对课程评价体系的新认识，使我们意识到在普通话的考核中，教师可以不一定按普通话测试的标准试卷进行，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学生可以提交多样化的成果展现运用普通话的能力与水平。诗朗诵、电影配音、话剧、演讲等成果都是在真实的项目环境中真题真做，体现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更能检验学生普通话能力与水平。普通话课程是一种以口语教学为主的技能课程。传统普通话教学基本采用“讲授理论知识—— — 教师示范—— — 学生训练—— — 师生总结评议”的教学模式。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要求促使普通话课程在教学方式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变革，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参考文献】[1]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M].语文出版社，2005.[2]杨颖.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课程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3]陶月仙.在课程评价中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地位[J].中华护理教育，2007（4）.107
篇七：汪曾祺：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汪曾祺小说文体简论姓名：洪涛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文艺学指导教师：徐正非20040501硕士擘位论丈M ^S l i ar’ S}}” , ：SIS摘要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是一位文体意识新颖强烈的作家，他不断进行文体创新实践，从而使其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因此，对其文体特色的研究成为汪曾祺研究的重点。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13, 理精神结构及其他社会文化精神。目前汪曾祺小说文体研究多停留在表层，即作品的话语体式I：，对文体所负载的作家人格内涵和社会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涉及，很疆然还有待进⋯ 步研究。我们完全H r以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凶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 ku, l , }兑是|亘I忆等) ，从而把文体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结合起来，以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优秀的小说文体家。本文正是试图对此作深入探泔。全文除引言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简要介绍新时期文学背景之后，阐述了汪曾祺一生文体实践中值得注意的创新之处，结合其小说文本，着重从四个层面对此进行分析，即“ 小说是回忆” 、“ 气氛即人物” 、“ 近似随笔” 、“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汪曾祺在题材、人物、结构和语言这四个方面的创新实践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小况文体，丌拓了现代小说的新天地。第二部分以汪曾祺的人文品格修养为基点，分析J r, J , 说文体的深层结构，着踅从" -t-．亚f经历、传统文化及时辈作家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束探讨汪曾祺的人格文化修养与文体风格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几乎涵括了汪曾祺人格文化修养的总和，对形成汪曾祺独特的文体风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部分从文学史和文化学两个角度探讨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意义，指出汪曾祺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豹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其别具特色的小说文体的出现，也折刳着当代人看取世界和生活的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学内涵。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人文修养" {T美观念I
硕士擘位论丈M AS rER’S}Il l d, i l SAbstractAm ongthecontem porary authors，W ang Zengqii s a tal ent w hoem phasi zes thestyl e ofw ri ti ng，putsthi stheoryi ntosteadypracti ce，and consequentl y, hasdevel opedhi s rem arkabl especi fi c styl eof w ri ti ng．Therefore，i thas becom e a trendtostudyhi sstyl eof w ri ti ng w henW e understand hi s w orks．Thestyl e ofw ri ti ng．asa- typeofw ri ttenformbased on a set of w ordrul es，unavoi dabl yrefl ects an author’ Sstructure and other soci al and cul turalspi ri ts．At present，thespeci al psychol ogi calstudi es on the stori esby W ang Zengqiare on thesurface，onl yi nvol ved i n thew ordstyl eof hi s w orks．As faraSthedeepstructural anal ysi son the author’ Spersonal i ti esand the soci al and cul tural spi ri tsareconcem ed，therei s m uch m oretoberequi redthoughthese poi ntsare m enti oned i n som eresearchi ngw orks．H ence，i n order toget a betterunderstandi ng of the w onderf ul novel styl i st，i t i s necessaryandurgenttosearch forthe factors thathas broughtthe speci fi c styl eof W ang’ S w orks，i ncl udi ng the hi dden l awofw ri ti ng(e．g．anoveli storecal l )，￡ocom bi ne the faci alstructure、Ⅳi mthedeepstructure．w hi ch i s i l l ustrated i n thi s di ssertati on．111e di ssertati on i ncl udes threeparts exceptfor the i ntroducti on．In PartO ne，thenovel ti es i nW ang’ S styl i ng practi ceare i l l ustratedafter a bri efi ntroducti on on the N ewAgecul tural surroundi ngs，It i s anal yzedfromfour l evel s，nam el y, anoveli s torecal l ，atm ospherei scharacter, sem i —essay, and devel opi nganoveli stextual i zi ng w ords．W angi ntroducesa newgarden ofl i teraturesbydevel opi nghi s ow n novelstyl eon the basi c ofpracti cei n fouraspectsofsubj ects，characters，structuresandw ords．In Part Tw o thedeepstructure ofW ang" , snovell i terary accom pl i shm ent．The rel ati onshi pbetw eenW ang’ S l i terary accom pl i shm entandstyl ei sanal yzed starti ngf romhi shi sw ri ti ngstyl ei s expl ai ned throughthreeaspectsof hi s l i feexperi ence，thetradi ti onal¨
硕士擘位论丈M ^S rER’S}}” · Xl Ncul tureandthei m pacton hi mexertedby the precedent authors．These threeaspectshavepl ayedagreatrol e i nf orm i nghi sspeci al styl e ofw ri ti ng．In Part Three the si gni fi canceofW ang’ s novel tyi n novelstyl i ngi sexpl ai nedf rom thepoi ntof vi ewof the l i teraturehi storyand thecul truri sm ．It i s poi ntedoutthat theem ergenceofW ang’ s w orks f rom the contem porary l i teraturem eani ngf ul andsi gni fi cant by changi ngthe aestheti c standards andaccel erati ngthesetti ngsi sstepstow ard the noti on of N ewAge novel s．M eanw hi l e，the em ergenceofhi scharacteri sti c novel styl e refl ects the w ayof contem porary peopl eto observe thew orl d andenj oythel i fe，w hi chhas a vast reservoi rof l i terature．Keyw ords：W ang Zengqinovel sstyl i ng novel tyl i terary accom pl i shm entaestheti c standardIl
郑重声明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撰写并完成的。学位论文没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特此郑重声明。学位论文作者( 签名) ：一生讫再幻口牛年f月弓，日
硕士擘位论丈M AS l i ar’S}}” · Xl N引言文体是文学作品中由主体的审美心理和精神结构所物化产生的话语体式。若进一步描述文体的内部构造规律，则文体是由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物化机制三个层次相互作用有机地构成一体的。表层结构是指我们可具体感知的话语体式，它像浮雕般突凸，又像作家的指纹一样具有不可重复性．它包括语符的选择与编码方式及这种方式所表现出的特有的笔调、氛围、风格等等。深层结构是具体可感的话语方式、结构所潜隐的主体心理精神结构，包括美学的、情感的、个性的结构等等。完成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与作为客观存在的话语体式的同构物化，是以艺术思维方式为中介的，因此作家主体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不仅是心理结构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作为文体的物化机制将深层结构呈现为符号化的结构实体。这样一来，在对文学作品或作家进行文体学批评和研究时便可以从进入文体的内部结构，分析不同层次的结构方式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总结其总体的风格特征和审美价值。可见文体作为一个系统，有其丰富的内涵。每一位有成就的作家都是用自己的创作去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体，给文体以新的内涵，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独具艺术魅力的效果。同时作家也获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的确，任何作家都应该有适合自己创作的文体形式，任何一种文体形式都应该有其独特的风格特征和审美价值。正因为如此，文体作为一个具有巨大阐释力的文学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学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文体是文学的最为
硕士擘位论丈M ^S rER’S}}Il · Xl N直观的表现。” 。所以对一个作家创作的研究，不能忽视其文体这一视点，尤其是文体特征鲜明突出的作家。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是一位文体意识新颖强烈的作家。当一位法国记者询问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时，汪曾祺明确地说：“ 我大概算是一个文体家。” 圆这的确是不移之论。作为新时期以来一位优秀的小说文体家，在其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中，汪曾祺都在执著地探索与建构自己独特的小说文体，所以。以文体批评的方法去接近汪曾祺，可能更方便。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文体作为系统所呈现出的话语体式、主体心理精神结构及相应的文学观念来谈谈这位已故作家的小说文体．探讨一下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和意义，并希望从中获得某种新的启示。一、小说文体的创新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以“ 伤痕文学” 为发端的，继之足“ 反思文学” 、“ 改革文学” 的出现。它们无疑是与思想解放的大潮同步的，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明显地承继了“ 十七年” 文学和左翼文学传统，即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唐驶在当时就冷静地指出它们在艺术上的粗疏和缺憾。实际上，当文学创作追随变革的政治潮流的同时，其自身也必然酝酿着某种对局限突破的欲求。在这方面，短篇小说无疑又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它在艺术上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便是对传统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放弃，注重小说的抒情与意境的营造，从而为短篇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可以发现其拓展中有嚣条明显的轨迹，一是以王蒙为代表，他们以作家的心理感觉为经纬来组织变幻不定的小说结构，对传统的完整结构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一是以汪曾祺为代表，他们着意于独特文体的发现．以营造出特有的文化氛围，这给小说。王蒙：‘ ( 文体学丛书) 序亩》．‘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o汪曾棋t‘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 ，‘ 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2
硕士擘位论丈M AS rER’S}}” ．" SIS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新时期作家中，汪曾棋可说是对小说文体最为自觉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作家，他认为：“ 一个人写出一篇小说，同时就是对小说观念的一次更新。” 。纵观汪曾祺一生的文体实践，其创新之处颇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点。( 一) “ 小说是回忆”汪曾祺的小说多是往事的回忆，而且这往事还不是刚刚过去的事情，而是陈年老酒，在他记忆的库存中，已经发酵了几十年。汪曾祺回忆得最多的是故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所有的记忆和梦想。他写得最好的也是这些属于童年回忆的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异秉》、《八千岁》、《陈小手》等等。其次是昆明生活，那里留下了他大学的足迹和青春的年华，《老鲁》、《鸡毛》等小说就是建构在西南联大时的昆明生活上。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为此，他说；“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章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另町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于是，“ 回忆” 就不仅成为汪曾祺小说题材取向的基本纲领，而且成为审美创造的一项基本原则。小说是回忆，这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看来，是不错的。不过汪曾祺提出这一点，显然是取一种远距离的审视态度，其意在于这中间的一个较长时间的沉积过程，以区别临时观察、现贩现卖。在汪曾祺看来，“ 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 。所以，有了生活不等于可以写作品，更重要的是对于所接触的那段生活经过长时问的思索。。汪曾祺：‘ 一种小说" ，‘ 晚翠文谈新编" ．第56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汪曾棋；‘ ( 桥边小说三篇) 后记，，‘ 汪曾棋文集· 文论卷" ，第67页，江苏文艺m 版}l ：，1993年版。。汪曾棋；‘ 文集自序) ．‘ 晚翠文谈新编) ．第292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3
硕士擘位论丈M AS rER’S}}” · Xl N思索它的意义何在。于是，他不仅“ 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恩索生活。” ” 无沦是对故乡的童年、昆明的青春，还是北京的市井生涯，他都不会在激动之中挥笔而就，而是在沉淀许久后才信笔道来，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在回忆中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由此看来，汪曾祺不是为写回忆而写回忆，是在对往事的追忆中反观现实的生活境况。所以，他的创作大都以回忆的思绪展示他对生活的思索，留给读者悠远深长的回味。当然这种创作原则并非始于汪曾祺，早在沈从文和鲁迅等的创作里就出现过。沈从文曾说过，创作不是描“ 眼” 见的状态，“ 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 o小说《边城》就是一首回忆的长诗。至于鲁迅，他的许多小说都是这样的，《( 呐喊) 自序》中写道：“ 所谓回忆者。⋯ ⋯ 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 正与汪曾祺的原话大意相同。还有《朝花夕拾》，那是写回忆的散文。鲁迅《忆韦素园君》开头便直接说：“ 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因此污了鉴赏家的眼目。” 固大概是由于个人经历和思想的不同，汪曾祺的小说——回忆中，血丝较少。汪曾祺的回忆是为了表达一种美的和诗意的存在。汪曾祺的小说是他对生活的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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