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宝锁
摘 要：青白盐贸易本是宋夏双方人民之间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自发交换行为，宋朝建国以来官方也并没有刻意干预，但自郑文宝提出以禁青白盐为手段遏制李继迁势力发展的建议后，青白盐贸易问题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青白盐关乎人民生计，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北宋单方面禁止青白盐入边，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给宋夏沿边人民基本生活保障造成问题，激起了边疆局势的动荡，而且也增加了北宋向边地输送解盐的支出，导致财政吃紧。自青白盐贸易问题成为宋夏撄锋的焦点后，北宋朝廷内部对严绝互市与弛禁通商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朝堂之上为之掀起了关于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多次大讨论。北宋朝廷内部关于是否禁止青白盐入边的多次大讨论表明青白盐贸易问题不是宋夏之间的简单经济纠纷，其实质是宋夏政治对立期间双方综合实力较量中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北宋；
西夏；
互市；
青白盐；
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2-0038-11
青白盐贸易问题是宋夏互市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宋夏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宋夏互市过程中，北宋居于主导地位，以经济手段羁縻和控制西夏是宋朝君臣处理与西夏关系的重要策略，而在这些经济手段中，尤以禁止青白盐入边最具代表性。然而，这一策略在实际运用中却未能产生预期效果。青白盐产自西夏，是宋夏贸易中懋迁有无的重要商品。贸易中产生的豐厚盐利是西夏财政的重要来源，北宋封禁青白盐入边后，给宋夏沿边人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目前，学界对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专题研究已经积累了极为丰硕的成果①。除此之外，前辈学者在研究宋夏关系及西夏盐业的专著中也有涉及青白盐贸易问题的专门章节。如李华瑞所著《宋夏关系史》②、杜建录所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③、杨富学与陈爱峰合著《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④ 以及任长幸所著《西夏盐业史论》①，都对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综合来看，在宋夏青白盐贸易的具体纠葛、北宋朝廷内部关于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大讨论等方面仍有补苴罅漏之处。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探讨，希望能够廓清宋夏青白盐贸易纠葛的这段历史，进而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民族间碰撞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象。
一、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缘起
党项李氏（拓跋）一族的割据势力，在唐末五代时期一直是中国西北边疆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世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②，“自王其土久矣”③，对当时政局的稳定与否具有极大影响。宋朝建立后，扫平割据，在攻灭北汉后，即开始处理西北边疆的这股政治军事势力。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北宋利用党项割据势力的内部矛盾，迫使夏州节度留后李继捧“以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来归”④，献出其族经营百余年的四州八县（五州）之地，入朝京师开封。然而，宋太宗虽迫使党项李继捧献地入朝，但其族兄李继迁却坚决反对，“率众为寇，奔入蕃族地斤泽以叛”⑤。
李继迁率部众出奔地斤泽后，采取联络大族豪右的策略，通过与豪族大姓联姻，团结党项贵族，并利用蕃部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心理，拉起了抗宋大旗。之后，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率部与宋军展开了一系列游击战、运动战，其势力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数寇边州，成为宋朝西北边患。当时，宋辽战争冲突不断，北宋无暇顾及西北。在此情形下，党项族在李继迁的带领下，以辽朝为外援，趁机在中国西北发展、壮大起来。宋辽关系稳定后，宋太宗曾多次兴兵讨伐李继迁，却始终未能彻底消灭这股能够左右局势的政治军事割据力量。李继迁死后，其子赵德明袭位，因当时党项力量还不足以与宋朝抗衡，赵德明又有向河西地区发展的战略意图，遂向宋称臣和好，双方订立“景德和约”，关系逐渐缓和下来。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北宋册封赵德明为西平王，在保安军开设榷场，作为与党项（西夏）贸易的基地。榷场贸易之外，赵德明还趁“称藩日久，岁遣人至京师货易，出入民间如家”⑥，向宋朝京师派出使者，开展朝贡贸易，当时“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⑦，“又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⑧，在贸易中获利甚巨。赵德明时期，宋朝方面对党项的贸易采取了比较优惠的政策，“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⑨，夏州使者“入贡至京师者纵其为市”⑩，对“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 ○11 ，这些贸易优惠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宋夏间民族贸易的发展。
赵德明时期，宋夏之间虽然恢复了正常贸易，但由于党项羌势力兴起后，始终怀有强烈的扩张野心，特别是其子元昊袭位后，与宋朝时常有战争摩擦。元昊称帝建国以后，宋夏之间交恶时间居多，关系极为紧张，所以，北宋采取了“不通互市，岁赐仍绝”① 的对夏政策，双方的榷场贸易出现了时断时续的状况。北宋与党项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不断并不是影响宋夏榷场贸易的主要原因。其实，宋夏之间在经济贸易上也有很多矛盾。西夏治下盛产食盐，在其辖境内，遍布盐池。其中味甘价廉的青白盐，是宋夏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也是西夏赖以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宋夏政治上的对立也引发了经济上的矛盾，而宋夏经济矛盾产生的根源则突出表现在青白盐禁弛的问题上。
虽然西夏统治的西北地区多沙漠戈壁，但在盐州有乌、白盐池，盛产质优、味美而又价廉的青白盐，盐州“地居沙卤，无果木，不植桑麻，唯有盐池，百姓采漉以为业”②。因青白盐贸易可以招徕四方商旅，该地人民“但以贩青白盐为命”③，将盐业作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生计产业，夏人“擅其利”④，“视之犹司命”⑤。此地的党项人民生活贫苦，“无耕农之业，无蚕织之功”⑥，不得不用池盐与北宋边民交易谷麦等粮食来维持基本的生活。西夏兴起后，青白盐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盐产极为丰裕，盐利更为可观，成为西夏财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李继迁反宋后，盐利成为其扩大势力的重要保障。为遏制李继迁势力的继续发展，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上书朝廷要求禁盐。郑文宝懂党项语，又“晓达蕃情”⑦，对李继迁势力有相当了解，因而力主禁盐，他认为，禁青白盐入边不仅会给李继迁造成给养困难，而且禁盐后会使“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⑧。郑文宝提出禁青白盐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边民用盐需求的替代办法：“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⑨ 因当时宋朝与李继迁势力关系紧张，宋太宗也有以贸易遏制李继迁势力发展的迫切需求，郑文宝的意见得到太宗的采纳。
此后，宋太宗下诏禁止青白盐入边，“自陕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⑩，引发了与西夏间的青白盐问题。由于西夏产盐区不适合农耕，该地党项人民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所占比重极少，不得不仰仗盐池所获食盐与宋朝边民交易谷麦，此即“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 ○11 。正常来说，这本是双方人民互惠互利的民间自发贸易行为，宋朝建国以来也因袭了五代以来的贸易惯例，“其青白盐旧通商之处，即令仍旧”○12，官方并没有刻意干预。但随着宋与李继迁势力对抗的不断升级，边将郑文宝提出以禁青白盐为手段遏制李继迁的建议后，宋夏之间的冲突更为升级，造成了“戎人益以叛”① 的不利局面。
青白盐关乎人民生计，北宋单方面禁止青白盐入边，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屠小康堡。内属万余帐亦叛。商人贩两池盐少利，多取他径出唐、邓、襄、汝间邀善价，吏不能禁。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②，“熟户之人，亦同叛涣”③，引发了破坏北宋边疆稳定的一系列问题。北宋外有西夏侵扰，内有生民作乱，在此形势下，淳化四年（993）八月，宋太宗不得不“下诏尽复旧制”④，撤销了禁盐诏令，并“遣知制诰钱若水驰传视之，悉除其禁”⑤，恢复旧制，解禁青白盐的输入，这场边疆动乱才平息下来。
自钱弱水弛禁青白盐贸易后，宋夏之间冲突短暂平息。然而，宋廷再次解禁青白盐内输后，西夏所产青白盐的大量输入，又导致北宋朝廷官方的解盐积压滞销，青白盐贸易问题遂成为北宋朝廷的一大问题。至道元年（995），郑文宝再度上书建议“禁戎人卖盐”⑥，但此次禁盐提出后，又引发了一系列边疆社会问题，不仅“致关中绎骚”⑦，而且出现了“边民冒法抵罪者甚众”⑧ 的局面，郑文宝也因此被贬。从淳化四年（993）到至道元年（995）的短短两年间，青白盐贸易遭北宋朝廷两度封禁。
至道二年（996），宋夏之间爆发战争，双方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该年夏四月，宋太宗“遣李继隆等分道讨李继迁”⑨，李继迁不甘为宋所制，同时也为扩大势力，采取主动出击之策。当时，宋太宗命“白守荣等护刍粟四十万赴灵州”⑩，结果“为继迁所邀，败于洛浦河” ○11 ，宋军粮草尽失，全军覆没。接着，李继迁又顺势转攻灵州，宋夏关系骤为紧张。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边疆的安全引患，宋太宗决定对李继迁大举用兵，并亲自部署，派五路大军出讨李继迁。战争既起，互市又遭宋廷封禁。至道二年（996），宋夏战争爆发后，宋朝方面再次禁止青白盐入边，自此之后，尽管西夏方面多次要求解禁，但直到北宋末年，青白盐贸易的禁令再也没有解除。灵州陷落后，西夏为获取与北宋贸易的机会，在战争的间隙一直陆陆续续向北宋派遣朝贡使者，多次要求解禁青白盐，但北宋禁盐的措施也愈发严厉，“条禁甚严，法网尤密，无敢逾越” ○12 ，愈发坚定了对西夏使用禁盐这一“困贼迁之术” ○13。
二、宋太、真二宗时期的驰禁之争
灵州之战后，李继迁势力坐大，尽管宋太宗曾多次派兵清剿，却始终解决不了李继迁这股政治军事割据势力。军事上的进攻无法消灭李继迁的势力，北宋朝廷的一些大臣转而寻求经济上的制裁，企图以经济手段困厄李继迁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在李继迁的控制区，青白盐贸易是其武装力量获利的最大途径。早在宋初，青白盐在西北地区还曾作为货币流通，北宋朝臣已经注意到青白盐贸易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性。因此，北宋朝廷以军事手段不能达到，便退而求其次，试图以禁止青白盐贸易为手段，达到羁縻控制李继迁势力的政治目的。然而，如前所述，青白盐贸易关乎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基本生计，宋廷禁止青白盐入边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李继迁势力也趁此机会继续发展起来。
一般来说，关于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大讨论始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上书请求禁青盐。但禁青白盐入边后，不仅激起了边疆民族的抵制，而且引发了北宋边境局势的动荡。此后，围绕是否禁止青白盐入边的问题，北宋朝堂上形成了以郑文宝、陈尧叟、李继和、梁鼎、韩琦、孙甫、欧阳修、包拯等人为代表的禁盐派和以钱若水、李至、王显、田况、张崇贵等人为代表的弛禁派。北宋朝廷内部关于是否禁止西夏青白盐入边的大讨论，既是处理与西夏关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宋朝君臣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理论思考。许多大臣在大讨论中比较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六月，禁盐派重臣梁鼎主政陕西路，开始“禁断青盐，通放解盐”①，积极贯彻执行更为严格的禁盐措施。此次禁盐后，边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也因此，弛禁派大臣对禁止青白盐入边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边民旧食青盐，其价甚贱。洎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缘边，价直与蕃盐不相远，故蕃部赍盐至者，不能货鬻。今若禁解池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② 就盐的质量来说，青白盐“味胜解池所出”③，不仅如此，青白盐还有价格优势，弛禁派对边民冒禁买卖青盐的担忧未尝没有道理。
景德二年（1005），河阳节度使王显入朝，“请许赵德明称藩，不须纳质，但加锡以绥怀之”④，后“又请通青盐，以济边民之用”⑤。王显的意见引发了一批禁盐派大臣的坚决反对。太宗时期郑文宝上书指陈禁青白盐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许商人贩卖解盐“可以资国计”⑥。陈尧叟以此为据，强烈反对青盐内输，他认为青白盐入邊，“青盐如置榷场，官亦不可买之。盖平夏青盐甚多，若官买必须官卖，既乱禁法，且解州两池盐不复行”⑦，这样，国家财政收入会大大减少。这次讨论本由边将入朝请通青盐而引起，由朝臣进行讨论，但西北边关也有一些对夏强硬派将领不同意与夏通青白盐贸易。如边将李继和也持反对意见，他对郑文宝提出的禁青白盐以困西夏之策极为赞同。李继和认为：
朝廷比禁青盐，甚为允惬。或闻议者欲开其禁。且盐之不入中土，困贼之良策也。今若谓粮食自蕃界来，虽盐禁不能困贼，此鬻盐行贿者之妄谈也。蕃粟不入贼境，而入于边廪，其利甚明。况汉地不食青盐，熟户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粮食也，至于兵甲皮干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犹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须。况蕃戎所赖，止在青盐，禁之则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诏为便。①
由于青白盐收入在西夏财政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李继迁反宋以后，北宋方面便将禁青白盐贸易作为困厄西夏的一种重要手段。李继迁死后，其子德明遣使如宋，最终，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奉表归欵”②，称藩于宋。德明统治时期，宋夏关系相对缓和，宋夏贸易较为宽松，双方在保安军置榷场，恢复了边关互市。尽管此时德明屡“请市青盐”③，但北宋对青白盐之禁却始终未曾放开。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鄜延州钤辖张崇贵又上书言：“得赵德明书，请许市青盐”④。对于德明所“乞回图及放青盐之禁”⑤，宋真宗却以“盖（誓书）素不载青盐事”⑥ 为由予以拒绝。自此之后，尽管西夏又多次提出开放青白盐贸易的要求，但均遭宋朝拒绝。在此之前，宋真宗即位不久，曾向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李至咨询与西夏的关系及青白盐贸易问题。对于真宗之问，李至在分析了北宋开国以来西北边疆地区的形势后给予了明确回答。在李至看来，宋朝西北边疆地区自开国以来就存在夷夏杂居的多民族共居的历史事实，李继迁发动叛乱后，虽然给西北边疆带来了骚动，但对中原王朝来说，出兵平乱付出的代价更大，武力讨伐出力不讨好，稳定西北最好的办法还是要以重爵厚利来怀柔李继迁。不仅如此，李至还将宋夏纷争的缘由归咎于郑文宝禁青白盐入边，他认为以经济手段禁止青白盐贸易不是制敌怀远、不战屈人的好办法，宋夏纷争既久，不仅宋朝有罢兵言和的意图，李继迁部众也厌兵已久，他们更希望战争结束。因此，为安定西北，怀柔李继迁，他建议宋真宗解禁青白盐贸易：
昔唐代宗虽罪田承嗣而不禁魏盐，陛下宜行此事，以安边鄙。使其族类有无交易，售盐以利之，通粮以济之，彼虽远夷，必然向化，互相诰谕。一旦怀恩，舍逆效顺，则继迁竖子孤而无辅，又安能为我蜂虿哉！今灵州不可不弃，非独臣愚以为当然，若移朔方军额于环州，亦一时之权也。或指灵州为咽喉之地，西北要冲，安可弃之以为敌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⑦
早在太宗朝时，李至就主张利用与西北部族的民族贸易，通过“售盐以资其利，通粮以济其命”⑧，而使蕃夷翻然向化。真宗即位后，李至更为坚决地反对郑文宝的禁盐之策，他认为这不是怀柔远人的好政策，因而力主羁縻李继迁。李至这种以盐羁縻夏人的理论观点，一度得到禁盐派大臣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的认可。对此，田况也认为，“自来属户贩鬻青白盐以求厚利，今一切禁绝之，欲以困贼，然绝属户之利，无以资其生”①，“今日之势，若厚加招抚，稍宽盐禁，则属户无不得其用”②。田况虽然主张禁止青白盐入边，但认为可以利用青白盐贸易管控的力度羁縻西夏。尽管弛禁派多次上书要求朝廷解禁青白盐贸易以达到羁縻西夏的政治目的，但北宋朝堂内部青白盐贸易之争中禁盐派的意见始终占据上风，而且禁青白盐入边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基本达到了困遏西夏的战略目的，因此，禁盐政策得到了北宋诸多朝臣的基本肯定。
三、宋仁宗时期关于禁盐制夏的大讨论
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宋仁宗在读《三朝经武圣略》时曾与经筵侍讲高若讷讨论西夏青白盐入边的问题。宋仁宗问高若讷道：“李至言郑文宝建议禁西界青盐，以为失策，如何？”③ 高若讷则回答说：“青盐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盖至之偏见也。”④ 对于高若讷的回答，仁宗深以为是。当时，宋夏媾和之后，北宋朝廷内部对元昊每年10万斛青盐入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引发了关于青白盐入边问题的又一次大讨论。
宋仁宗庆历年间，宋夏媾和，双方榷场贸易进一步扩大。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元昊向宋称臣，但作为条件，“表请入售青盐”⑤，“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⑥，要求每年官卖10万斛青白盐于宋，且同宋开展京师互市，试图将青白盐贸易官方化、合法化、扩大化，进而将青白盐之利纳入西夏统治集团手中。对北宋来说，民间的青白盐贸易尚可接受，但西夏将盐利收归国有，势必会增加西夏的经济实力，这是北宋朝廷无法接受的。因此，对于元昊所求，北宋朝廷内部一片反对之声，枢密副使韩琦、知制诰田况、右正言孙甫及欧阳修、包拯等人均极力反对。北宋朝廷内部力主禁盐的大臣主要有枢密副使韩琦、知制诰田况等人，他们认为：
西贼欲每年入中青盐十万斛，今只以解盐半价约之，已及二十万贯，并所许岁币仅四十余万，此乃与北虏之数相当。议者又欲许其入中盐，却复所侵边地，臣等谓非完计。缘青盐只于保安军入中，必难尽易，当须官自辇置别州，且疲弊之后，可复兴此劳役乎？自来沿边属户与西界蕃部交通为常，大率以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殊少，边臣多务宽其禁，以图安辑，惟汉户犯者，坐配隶之刑，曾无虚月。今若许入中青盐，其计官本已重，更需增价出卖，则恐沿边蕃汉尽食西界所贩青盐，无由禁止。解盐之利，日渐侵削，而陕西财用不得不屈矣。欲入中青盐之议，决不可许。⑦
由此可以看出，韩琦、田况等人认为，禁止青白盐入边，可以增加国内解盐的销路，维持陕西边州的财用，如果解青白盐之禁，就会出现解盐无利、边用不足的状况。虽然青白盐贸易对双方沿边人民皆有益，但宋夏的对立纷争不允许北宋与西夏方面的青白盐贸易官方化、合法化。此外，谏官右正言孙甫也强烈反对元昊内输青白盐，他认为张子奭出使夏州虽然带来了元昊欲通青白盐贸易以称臣的消息，但元昊称藩的这种附加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在孙甫看来，宋夏青白盐贸易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对夏方来说，青白盐贸易利润极为可观，再加上北宋每年赏赐给西夏的财物，夏方获取的经济利益与宋朝北方强敌辽朝获得的经济利益基本相当。在分析了辽夏之间实力上的差距后，孙甫认为西夏仅拥有区区数州之地，而且世为宋朝藩臣，不能与北方强敌辽朝相比，若同意元昊所请，恐为日后与辽朝交涉埋下大患。事实上，早在元昊乞賣青白盐的前一年，辽朝就已有让宋朝割地续盟的无理要求，因此，孙甫认为元昊起兵叛宋以来虽然在军事上给宋朝带来了不少压力，但不可以急于求和，宋朝可以在经济上制衡他们，禁青白盐入边就是以经济手段羁縻西夏的最好手段。他说：
且元昊拒命以来，虽屡败王师，杀掠边民，然起事之初，自当收拾人心，凡所得，逐时分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此亦可信。当彼窘乏之际，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哉！议者不过以王师数战不利，若与和，则边用可省。然不虑北敌邀功，元昊畜计于后，有不可枝梧之势。今西边窥贼之势巳熟，将之能者渐出，而兵之精者可用。朝廷若减冗兵，罢不材之将，为持久之计以待之，何患贼之不困也？古之为天下者，见不可为之势而尚为之，今日之势，非不可为，但顾目前之利而不为尔。卖盐之请，固不可许，望陛下与大臣审安危大计而决定之。①
孙甫的观点同韩琦、田况等人基本相同。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双方媾和之时，不可立即答应元昊所请。宋夏关系缓和是以夏称臣、宋朝妥协并给予西夏岁币为代价的，禁盐是太宗以來制衡西夏的羁縻良策，但盐利又极为可观，在同意了给西夏岁币后，北宋朝臣对青白盐贸易基本持反对态度。对于谏官孙甫的谏言，欧阳修也极为赞同，他也认为，“至如青盐弛禁，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况盐者，民间急用，既开其禁，则公私往来，奸细不分。若使贼捐百万之盐以啗边民，则数年之后皆为盗用矣”②。除韩琦、田况、孙甫、欧阳修等人外，时任监察御史里行的包拯也主张禁绝青盐，他极力反对青白盐内输，在西夏使臣杨守素诣阙请命时，他在上仁宗疏《论杨守素》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风闻道路云：元昊欲岁纳青盐，贸易茶货。然未审虚实。缘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自用兵以来，沿边严行禁约者，乃困贼之一计尔。今若许以岁进数万石，必恐禁法渐弛，奸谋益炽，不惟侵夺解盐课利，亦虑浸成大敝，关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则弃前恩，结后怨，此亦必然之势也。议者复欲令运于关东支用，或许客人裨贩，则又不免配率车乘，转成骚扰，固朝廷所宜慎重。此举如不获已，则不若于前来许赐帛缯茶货数量与增加，亦可以弭亡厌之求。兼此剧贼猖狂难保，沿边塞栅备御之具，亦不可少懈。①
在奏疏中，包拯认为禁青白盐入边是困贼的一种计策，青白盐一旦解禁，不仅会导致“禁法渐弛，奸谋益炽”，而且会“侵夺解盐课利”，对北宋的法制与财政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权衡利弊后，宋仁宗最终采纳了韩琦、田况、孙甫、欧阳修、包拯等人的意见，拒绝了元昊内输青白盐。
元昊初反时，仁宗曾“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②，切断了西夏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元昊请臣后，宋夏关系缓和，西夏“数遣使求复互市”③，试图恢复中断多年的青白盐贸易，但因北宋朝臣的坚决反对，元昊试图向北宋倾销青白盐的计划破灭。在此后的互市过程中，北宋非但没有解禁青白盐之输入，更试图通过盐法改革以解池盐抵制青白盐。可以说，禁盐派的意见能够被仁宗采纳，是因为禁青白盐不仅能够削弱西夏的实力，扩大官方解盐的销路、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够打消契丹方面借西夏筹码再度邀索的贪得无厌要求。正因如此，之后，北宋朝廷虽然“论靡有定，相为短长”④，但对禁盐政策的贯彻与坚持也相当坚决。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群众在民间自发的青白盐贸易虽有一定利润，但利润基本被民间商贾把持，对此，北宋朝廷基本予以默认，西夏要求由宋夏官方垄断青白盐贸易，利润收归双方统治集团，不仅打破了民间市场经济的平衡，而且引发了宋廷的不满。对西夏而言，盐利收入是一项极为可观的财政收入来源。对北宋来说，也是“天下之赋，盐利居半”⑤。北宋朝臣之所以坚决反对与西夏的青盐贸易，就是因为这种大宗的青白盐贸易利润由民间转归西夏统治集团，对北宋极为不利。因此，对于宋夏之间的青白盐贸易问题，北宋基本贯彻太宗朝以来的禁盐方针，采取打击态度，但尽管如此，西夏统治集团始终未放弃借青白盐贸易增强经济实力的意图。
总体来看，禁止青白盐入边成为西夏自立后北宋制夏、困夏的基本政策，“盐市的开与禁，也就成了宋夏关系的‘晴雨表”⑥。北宋与西夏的对立将双方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青白盐贸易政治化，禁止青白盐内输，阻碍了人民群众间正常的贸易，不利于党项与汉民族之间和平地交流与交融。虽然宋夏之间的青白盐贸易只是双方互市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但随着人民群众交流、交融程度的不断加深，双方的榷场贸易、和市贸易甚至走私贸易，都更加扩大了。
四、余 论
封禁青白盐入边之策贯穿北宋一朝，期间虽有不同意见，经历了复杂的斗争过程，却始终未能动摇这一政策的根基。在禁盐政策的指导下，宋朝禁青白盐入边基本达到了困遏西夏的政治目的，这正如西夏御史大夫谋宁克任所奏：“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寝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① 然而，尽管宋朝采取了严刑峻法来禁止青白盐入边，但青白盐走私贸易却一直在进行，从未彻底中断。宋夏之间这种盐业贸易上的藕断丝连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问题，一种政治问题，由此也可进一步引发我们对青白盐贸易的更多思考。
其一、青白盐贸易问题是宋夏对立期间北宋贯彻“以盐驭夏”方针下产生的经济封锁行为，表面来看，是双方之间的一种经济纠纷，但在本质上仍是宋夏间的政治问题。具体而言，北宋为困厄西夏而禁青白盐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经济手段，但当时北宋陕西路解州池盐严重滞销，也有为打开官营解池盐的销售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军费紧张的一面。所以，终北宋一朝，虽然朝中时有解禁青盐入边的意见提出，却始终未能贯彻落实，封禁青白盐入边成为北宋西北治边的稳定政策。
其二、北宋封禁青白盐入边有其必然性，绝非出于偶然，但事实上，由于北宋边关对禁盐的贯彻相对宽松，青白盐走私贸易不绝，禁盐政策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青白盐走私贸易屡禁不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北宋禁止青白盐入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官营解池盐在价格与品质上的竞争劣势。北宋陕西路解州所产池盐的质量本来不差，而且，解池盐课利在北宋财政收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北宋时人王景就已认识到，“池盐（解池盐）之利，唐代以来，半天下之赋”②，但由于官府实行全面垄断，生产出来的池盐较青白盐略逊一筹。反观西夏所产的青盐，生产成本较低，且品质更纯净，与宋朝所产的解池盐相比质优而价廉，因而在盐业市场上，青白盐更有竞争力。正因如此，北宋对青白盐的禁盐政策愈紧，青白盐的走私获利就越大。这也是青白盐贸易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北宋朝廷内部关于是否禁止青白盐入边的多次大讨论表明青白盐贸易问题不是宋夏之间的简单经济纠纷。青白盐贸易原本只是宋夏边境贸易上的一个小问题，但由于掺杂了政治成分而变得纷繁复杂，成为改变宋夏关系史的一块撬脚石。北宋禁止西夏的青白盐内输，试图以此困遏西夏的发展，其实质是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发动贸易战争。尽管北宋朝廷内部对禁止青白盐入边的问题存在分歧，但却将这一禁盐政策作为处理与西夏关系的“国策”贯彻下去。而西夏为通过青白盐贸易获取“邦利”，也通过各种途径向北宋输出青白盐。北宋禁止青白盐入边，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不符合宋夏交界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禁青白盐入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制裁西夏经济的目的，但也加剧了双方对立冲突的紧张局势，使得贸易纠纷升级，青白盐贸易问题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对北宋而言，禁青白盐成为困厄西夏的一项国策，对西夏而言，青白盐贸易所产生的丰厚盐利是邦本。因此，青白盐贸易问题的本质是宋夏政治对立期间双方综合实力较量中的关键一环。也正因如此，终北宋一朝，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青白盐走私贸易的问题。尽管北宋朝廷用严刑峻法禁止青白盐入边，但青白盐走私贸易却屡禁不绝。关于宋夏青白盐贸易问题的历史事实早已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即使在中国古代分裂对峙的时期，各政权间的割据对立也不能打破中华民族内部这种牢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总体而言，青白盐贸易加深了宋夏双方人民之间的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辽、宋、夏、金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袁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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