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跟随红军长征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译名勃沙特）的故事广为人知。其实，与薄复礼一起先后卷入了红军长征队列中的还有三位西方传教士。他们中除一人病故在长征途中外，其余二人先后被红军释放。他们获释后都曾写文章或著书，记述了各自的这段神奇经历，最早向西方披露了中国红军长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历史。
林荣贞：随红军长征仅一周时间，是唯一一位女传教士
1934年8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译名勃沙特）夫妇在安顺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和灵修后，于9月30日途径旧州返回镇远。10月1日，薄复礼一行在返回镇远的崎岖山路上，与红军不期而遇。
这支红军是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他们于1934年8月7日从江西遂川出发，撤离湘赣苏区向湖南省中部转移，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此后，他们转战数千里，突破了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的围堵，转向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
当时，红军对西方传教士的政策，如萧克所言：“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因此，薄复礼夫妇被红军扣押。
10月2日9点左右，红六军团攻占旧州。薄复礼夫妇一行被押回旧州。在这里，红军又将新西兰籍旧州教区传教士成邦庆（译名海曼）夫妇及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加拿大籍思南教区女传教士林荣贞（译名恩布伦）一并扣留。
长征途中，但凡在战斗中抓获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拘押的土豪等，都交由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这7个外国人，也被带到保卫局看管起来。保卫局局长是吴德峰，他的妻子戚元德是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出于人道考虑，红军很快将薄复礼、成邦庆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释放。这样，薄复礼、成邦庆、林荣贞3个传教士，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第二天早上，红军冒着倾盆大雨出发。第一次“长征”就给了3个传教士一个“下马威”，他们开始进入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红军在转战路上，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一连多日以超出人体极限急行军。这让3个传教士苦不堪言，林荣贞更是一路哀嚎。
由于性别原因，戚元德更多的时间看管着林荣贞，管她叫“洋小姐”，温和地宽慰她说：“我也是一个女人，你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林荣贞身体很胖，行动迟缓，总是落在队伍最后面。走了两天，她脚上就打了几个大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戚元德帮她挑破水泡，还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软的“布草鞋”，在鞋头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让她穿上。她很惊讶戚元德的手艺，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
在戚元德等人的帮助下，林荣贞跟在后面艰难地追赶队伍。她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从未翻过像那天这么高的山，也从未走过那天这么窄的路。夜幕降临，我们仍在行进，已整整走了一天，我好几次昏倒在山路上。黑暗之中，大约又走了10里，我再也走不动了，瘫倒在草丛中。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被盖。”10月6日，又是夜行军，次日凌晨1时左右到达目的地时，她“已精疲力竭，甚至无力脱下自己的鞋子”，“天明时分，再次上路。累得几乎寸步难行”。
林荣贞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了地上。戚元德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将马匹腾出来让她骑乘。可她胆子很小，压根儿不敢骑。戚元德强行把她扶上马背，可她最后还是尖叫着掉下马来。戚元德只好将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竿当滑竿，让战士们轮流抬着她走。林荣贞写道：“虽然红军给我提供了一辆滑竿，但前半段路还是得自己走。天下着雨，没有机会拧干衣服，更不用说换衣服了。”
途中遇到一段悬崖断壁险路，非常难走。红军指战员都很快通过了，可林荣贞吓得又哭又喊，两腿哆嗦，站都站不稳。戚元德安排两个战士一前一后帮她，可她还是不敢挪步。几名战士早就被这个胖女人折腾得不耐烦了，就悄声向吴德峰建议，干脆将这个外国女人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吴德峰狠狠地批评他们，说她罪不至死，在这荒山僻野之地，扔下她不是饿死冻死，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他们用床单做了一个大布兜，把她的身体兜住，手脚绑在一根木杠上，由两个战士将她抬过危险路段。可林荣贞眼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大哭大闹，死不配合。戚元德就将她双眼用布蒙住，连哄带骗地抬了过去。
林荣贞的麻烦仍然不断。在穿越一座险要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她的战士坠落深涧，连她自己也吓得坐在地上。在一次夜行军中，她突然跌下悬崖，所幸灌木树丛救了她，否则将坠入几百米的深涧，摔得粉碎。被红军救起后，她又是嚎啕大哭。
事实上，林荣贞已成了行军的拖累。10月9日，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红军决定将她无条件释放。临走时，她对红军表示千谢万谢。戚元德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红军招手致谢。
林荣贞获释后，找到了一处农舍，有一些红军伤员也寄养在这里，她热心地帮助他们疗伤。后来，她所剩无几的物品，又被土匪洗劫一空，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抵达石阡，得到天主教徒的救助。然后她又经独山到了海滨疗养，最后返回了加拿大。
其后，她撰文回忆随红六军团行军一周的艰难经历，刊发于内地会英文杂志《中国大众》（亦名《中国亿兆》）北美版1935年1月号，是迄今所见的西方亲历者关于红军长征的最早记载。
成邦庆：随红军长征一年有余，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传教士
成邦庆（译名海曼）1890年出生，1913年9月，作为内地会传教士被派到中国，先在镇江内地会語言学校学中文，后被派到贵州遵义、镇远等地传教。他在贵州多年，学会了苗族语言，致力于向苗民传教。1933年初，他被派到旧州教区。
红军攻下旧州，进入天主教堂，成邦庆被告知，“我们是共产党红军的先遣队”，然后就被卷入红军长征的队列，这时他已44岁了。内地会传教士在教会圈内虽以能吃苦见长，但红六军团在贵州东部寻找红三军的24天，不确定的急行军、遭遇仗，却让他疲于奔命。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终于打破国民党各路重兵的阻截，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成邦庆尖刻地认为，贺龙的部队“着衣五颜六色，挥舞一面面大旗，看上去比萧克的队伍更像土匪”。
成邦庆、薄复礼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还是得跟随红军一起行军。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连下永顺、大庸两座县城，在大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12月10日，省革委会机关迁到塔卧。红军以這一区域为基础，开始给中央红军打造一个落脚点。随着形势的变化，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成邦庆、薄复礼也随红军到了塔卧，终于过上一段没有行军的日子。一天，萧克突然来到他俩的住所，他们紧张地站了起来。“不必拘礼节！”萧克温和地招呼他们坐下，同他们攀谈起来，希望他们多冷静观察，看看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但在成邦庆、薄复礼的刻板印象中，红军仍然是一支“土匪”般的武装，他们在这里的下场必定是“可悲”的。转眼间，圣诞节就要来临，成邦庆对自由之向往油然而生，于是与薄复礼暗中商议，决定冒险逃跑。
12月17日黄昏，趁执勤的红军战士被叫到另一间屋子晚点名时，他们悄然打开后门，翻过一堵墙，跳出了关押他们的院子，一路狂奔。天很快黑下来，他们辨别不清方向，只好在路边等待，天亮后找了一个破庙隐藏起来，黄昏继续上路。此后几天，他们昼伏夜行，可成邦庆沮丧地发现，又转回到了老地方。他们最终被群众发现举报，红军又将他们捕获。这时成邦庆才知道，他们始终未能走出塔卧方向的2.5公里之外。
几天后，成邦庆、薄复礼被带去接受公审，大约有几千名战士和老百姓聚集在广场上。吴德峰担任审判长，对成邦庆、薄复礼提出三项指控：用相机拍一些战略要地照片以及跟国外通信，用中国装束及流利的汉语隐瞒自己的身份，传播使人麻醉的宗教，犯有“帝国主义的间谍罪”，判处成邦庆1年徒刑，薄复礼18个月徒刑，但交足一定数额的罚款和物资后可免刑。
或许是受到再次被扣押的惊吓，薄复礼患了重病，天天高烧不退，红军派医生给他治病，成邦庆为他推拿，帮他恢复了健康。薄复礼用编织技艺给鞋破了的成邦庆织了一双软鞋。警卫连指导员对他们说：“艰苦的生活，反使你们相互友爱，这正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友爱关系相似。”
礼拜日，成邦庆通常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唱《赞美颂》，战士们很喜欢听。因此，成邦庆、薄复礼被邀请参加红军的联欢会。一天晚上月光皎洁，萧克等红军领导人在保卫局院子里围坐成半圆，吴德峰小声警告：“大家想听你们唱歌，但不得与宗教宣传有关。”成邦庆为难地说：“可是我们只会唱《赞美颂》之类。”萧克说：“你们随便唱吧！”唱到高潮时，战士们都被吸引来了。
成邦庆还是红军的义务“油印员”，他看见一战士正忙着刻钢板，就问“刻的什么”，回答“一本翻译的俄罗斯著作”。他主动帮忙油印，将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册。
相对稳定的生活很快结束了。红军又开始了频繁的行军和打仗。部队经常为大小河流所阻，一次坐船过河，满满一船人接近对岸时，船底撞到一块尖石上，很快沉入水中，成邦庆随破船漂到下游，红军战士跟着跑，把他救上岸来。
1935年6月14日，红军在湖北中堡打了一个大胜仗，活捉了国民党军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接着在李家河开大会，庆祝这一空前大捷。头部缠着绷带的张振汉同成邦庆、薄复礼都被“请”上主席台示众。贺龙讲话的声音响彻全场，场上的战士和老百姓都很兴奋。讲了一会后，他的目光转向成邦庆、薄复礼说：“如果再在罚款上面拖延，我们就将砍你们的脑壳！”会后，成邦庆鼓起勇气对贺龙说：“我们属于非资产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无钱可罚。”贺龙看到他们衣衫褴褛，说：“你们现在已是‘无产阶级了！”这是成邦庆被扣押期间唯一一次与贺龙对话。
红军又转战到原来的地方，成邦庆认出是桑植。为了填饱肚子，成邦庆不管粥是否变馊，端起就喝，这使他的胃病愈发加重，军医用针炙给他治疗。吴德峰看到他日显消瘦，要求为他改善伙食，下令每天给成邦庆、薄复礼一两肉和两个鸡蛋。红军每两周给干部发点零用钱，保卫局也给他俩发放，数额与红军一致，他们就可以去集市买零食吃，心情很愉快。
一段时间后，成邦庆感觉红军有再次转移的迹象，他对此恐惧，因为他病得无法步行了。11月17日，一个红军战士悄悄告诉他：“你们的信使带来了罚款和物资，就要放你们了。”他立即把这个好消息与薄复礼分享。
成邦庆、薄复礼被叫到了吴德峰的屋子里，他说你们的人送来一些物资，“但罚款只够一半。因此，我们只能先放一个走。现在决定，谁年龄大就先放谁”。成邦庆立刻反应过来，激动地请求吴德峰先放薄复礼。吴德峰说：“你现在病得很厉害，需要我们照顾，你必须明早离开。”11月18日中午，一副滑竿在村外等着他，他和薄复礼相拥而别。
成邦庆在被扣留413天后获释，他来到安徽芜湖，在短暂休整后，又来到上海，成为内地会总部的商务经理。随后，成邦庆开始撰写这段经历的回忆录，其中一部分发表在1936年4月号的《中国大众》上。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被日军拘禁，1945年被遣送到澳大利亚，在悉尼担任圣公会牧师，一直到1971年中风去世，享年81岁。成邦庆的回忆录手稿为澳大利亚的后代所珍藏，直到2010年才在美国出版问世，书名为《长征路上的外国传教士——中华内地会传教士成邦庆回忆录》。
耿友华：随红军长征4个月，唯一病故于长征途中的传教士
1936年1月11日，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占石阡县城，将石阡天主教堂传教士扣押。当晚，传教士被带到保卫局，他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小挎包和一条毯子，被安排在一条长凳睡觉。他一动不动，但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一群红军战士围着他问长问短，弄清了他的来历。神甫叫耿友华（译名凯勒），28岁，德国人，1933年8月到中国贵州石阡传教，是贵州东路教区石阡天主教堂神甫。战士们很好奇，才到中国两年，他的汉语竞说得这么好。其实，耿友华是意大利罗马圣经大学的高材生，很有语言天赋，除德语外，他还会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一点西班牙语及拉丁语。
几天后，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耿友华跟随红军出发了。同他的新朋友薄复礼一样，他也卷入了红军长征。夜里行军，红军没点火把，几乎看不见路，天亮才宿营，他被安排同连长合睡在一张床上，红军战士则睡在地上。
艰苦的行军成为耿友华生活的全部。山路很陡，他艰难地爬到山顶，看到队伍正快速下山，耿友华跟得小腿發抖，跌倒在山路上。这时，红军将一匹骡子供他使用，他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暖意。
好容易到达宿营地。耿友华烟瘾大，想弄支烟抽解乏，可他什么也没有。一红军战士友好地给他一点烟草和一张纸。卷烟时，他发现纸上面有字，对薄复礼说：“这是帝国主义侦探成邦庆的通行证，他罚款获释，沿途哨卡放行，只限本日。”薄复礼很好奇，用一张纸替换下耿友华手中的纸，一看确是红军发给成邦庆的那张通行证，上面盖有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保卫局的另一块牌子）大印，他便把这张通行证给保存下来。
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转战期间，行军连续不断，耿友华病倒了。一天夜行军，他病得简直迈不开步，尽管红军给他配备了一匹骡子，但他连骑上去的力气都没有。红军就给他找了一副担架，派了6个强壮的普通犯人轮换抬他。山路崎岖难行，3天后犯人们也累趴下了。一次抬前面的人滑倒，耿友华朝前摔了出去，虽没受伤，但受了很大惊吓。
宿营地设在几乎与天相连的山顶，抬担架的人无力抬着他再往上爬了，红军战士就让他试着走，但他虚弱得无法挪步，战士只得继续命令犯人抬着他走。到宿营地后，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吴德峰则把缴获的药品给他用了一些。他的病有了好转，但也只能勉强骑着骡子行军。
到达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萧克来到保卫局，向薄复礼、耿友华宣布一项决定：“我们决定对你们两个人做不同的处理。薄复礼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平等地对待中国，没有租界，我们决定最近给他自由。我们不会释放耿友华，他是德国人，而德国法西斯与帝国主义没有区别，希特勒像德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帮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统治中国。”
在决定释放薄复礼的同时，红军特别刑事法庭以主审吴德峰，陪审梁英才、刘生标，书记陈宜盛，参加审判之国家原告人杨风生，公开审判耿友华一案。最终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肃反委员会名义发布第43号判决书，公布了耿友华“德国帝国主义派来中国之反革命侦探”的犯罪事实：
该犯于一九三三年假借传教名义，由德帝国主义派来中国作暗探。该犯经过上海、汉口到贵州石阡。该犯到石阡后，与石阡之贼保安团长有特殊关系，并帮助该贼保安团训练及迷惑士兵，驱使无知士兵反抗革命与压迫群众，去年（农历）我红二、六军团在石阡县经过时，该犯身带望远镜，积极指挥该县保安团坚决抵抗红军，当时在火线上被俘获，在天主堂中搜出自装之秘本贵州地图及其他侦探材料。
该犯自认系法西斯蒂的德帝国主义派遣来中国侵略，帮助卖国贼蒋介石进攻红军，屠杀中国无产阶级的赛克特（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等贼是有关系的；
同时，德帝国主义的反动首领希特勒之屠杀德国的无产阶级，皆利用彼辈作伥。
宣判当天，根据红军的要求，耿友华给上海主教写信，希望“首要者须先派代表一人与红军接洽妥当”，“迅速付给国币5万元”。此信交由即将获释的薄复礼代转。
4月11日，萧克、王震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薄复礼饯行。耿友华和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被俘的国民党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作陪。席间，萧克想从耿友华那里了解一些诸如德国军队战术之类的情况，耿友华说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萧克有些不相信，说至少你曾在学校里接受过训练，但耿友华仍摇头，坚持说没有。
薄复礼打算到昆明寻求朋友帮助，吴德峰问需要多少路费，他说需要4块银元，结果吴德峰给他10块银元。薄复礼对耿友华说：“这钱可能超出我的需要，这两块银元送给你用吧！”
薄复礼获释后，耿友华继续随红军长征。4月16日红军进占云南姚安县城。耿友华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红军的医疗条件有限，经全力抢救无效，于4月28日不治身亡。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仍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买了一副红漆棺材，将其装殓后，埋葬在该县城郊。
（责任编辑：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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