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是企业的三大核心财务决策之一,其决策行为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最大化。然而,现实中企业却大量存在着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等非效率行为,这不但影响资本的最优化配置、浪费大量的资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投资效率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投资效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息不对称冲突
投资决策是企业的三大核心财务决策之一,其决策行为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最大化。然而,现实中企业却大量存在着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等非效率行为,这不但影响资本的最优化配置、浪费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还形成呆、坏帐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探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而提出治理约束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效率投资行为及其成因
(一)过度投资行为及其理论解释
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决策者仍实施的一种非理性投资行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
股东—经理之间的矛盾。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导致企业所有者股东与负责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经理层之间出现利益冲突。Jensen&Meckling(1976)认为经理努力经营的成果由股东和他们一起分享,而成本却由经理人独自承担,这势必降低其努力水平,表现在投资上,经理会选择有利于自身而有损于股东的投资项目。而经理牟取私利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扩大企业规模,建造“企业帝国”以满足获取由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各种货币、非货币收益的欲望。的确,经理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大规模企业经理的货币非货币收益都远高于小规模企业经理(ConyonandMurphy2000)。因此,目标的偏离使经理倾向于消耗企业的资金进行过度投资以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这也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在股东与经理目标一致的前提下,Jensen&Meckling认为,当企业以负债契约的方式融入资金后,股东倾向于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一旦成功,股东就享有投资带来的高收益,而债权人却只能获取合同事先规定的固定利息收入;如果项目失败,按企业的有限责任制股东也只是承担其出资额的部分损失,而债权人却要蒙受超过股东损失额以外的全部损失。这种股东与债权人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股东有动机进行过度投资。
(二)投资不足及其理论解释
投资不足主要指在投资项目净现值大于零的情况下,决策者被动或主动放弃投资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理论解释主要有:
Myers&Majluf(1984)基于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他们认为在企业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经营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关于企业投资项目预期收益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外部投资者往往会低估企业证券价值,导致外部融资成本偏高而经理为维护股东的利益不得不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从而形成投资不足。
Berkovitch&Kim(1990)进一步提出因负债过度而导致投资不足。企业通过负债融资会导致财务杠杆的增大,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就会降低,当企业有好的投资机会时,若内部资金不足而负债又较多,便有可能因企业负债过高而无法为新项目筹集到资金,所以债务过高也会导致企业不得不放弃正NPV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有时候,虽然可以筹集到资金进行投资但项目盈利可能要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和本金,对股东来说在承受风险的同时得不到任何收益,那么该项目就不会被实施,也会导致投资不足。
(三)其他非效率投资行为及分析
与上述情况类似,经理还热衷于可以给个人带来威望、权利、地位和报酬等额外私人收益的多元化投资,产生不合理多元化投资所带来的价值减少的“多元化折扣”(Jensenandstulz);出于对己声誉和职业生涯等因素的考虑,经理还倾向于投资那些能较快看到回报的短期项目,因为回报很快才能迅速引起各方的关注从而建立起管理者的声誉(Narayanan,1985)。
现阶段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表现
(一)行业投资过度
企业做出投资决策时,应分析投资产品和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和市场供需状况。在行业整体或产品已出现过剩特征的情况下,企业就应该考虑减少在该领域的资金投入。但部分企业考虑到已获得的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设备投入,不甘心放弃此成熟市场向其他领域转移资本,就只能靠继续追加投资和扩大规模,通过过度竞争方式把其他竞争者排挤出局以维护自身利益。这种过度投资行为不仅使得企业无法全面实现其经营目标,而且还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电器行业的多次恶性价格战就是行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结果。
(二)盲目多元化
多元化是企业向不同行业多种产品方向发展的一种经营战略。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内部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有部分企业把多元化经营视为企业做强做大的最佳途径,在设立初期,企业范围大多比较集中,经营目标也比较明确,初步实现了资金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张。但在未做好充分的资源储备和战略规划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实施多元化投资,企业资源的分散影响了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削弱了原有优势产业的竞争力,降低了优势产业在市场竞争有利的地位。而在新投资的领域内又达不到规模经济,产生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并存的状况,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把多元化经营作为分散风险的解决思路,当一部分业务陷入萧条或亏损时,其他方面的经营成功可以弥补亏损。但实际上,企业若实行关联性较低的多元化投资,要面对多种产业和多个市场,会大大增加企业经营管理的难度。正如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一个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程度越高,协调活动和可能造成的决策延误就越多。过分强调投资多元化在分散风险方面的功能而忽视其可能诱发和增加的低效率问题,会使企业走上加速陷入财务危机甚至是破产的道路。
优化我国企业投资行为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对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度,改变“橡皮图章式”的董事现象,增强董事会、监事会的独立性,确保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同时要积极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通过多方监督和制衡减少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
(二)积极发挥负债的治理作用
负债融资迫使企业“吐出”(disgorge)现金减少管理层控制的资源,同时也能带来债权人的监督,增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减少过度投资。在债务的选择上,为防止过于借助单纯的负债而带来的“破产威胁”所引起的投资不足,可以发行带有赎回条款的可转换债券。
(三)积极推行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政策
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表明,积极的经理层薪酬计划及科学的激励制度可以减轻委托冲突,降低成本。通过实施管理层持股、制定退休金计划等多方位的激励制度,使管理者的报酬不仅与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相联系,更与企业的长期绩效挂钩,从而提高管理者理性决策的积极性。
(四)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
对一个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除进行宏观投资环境分析和微观项目经济评价分析外,还要专门分析投资项目风险,运用系统分析原理,综合考虑每个方案的优劣,最后做出取舍。在决策过程中尤其是要排除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利对决策的影响,抛弃仅凭高层管理者个人心理、情感、喜好、作风,价值观和经验,纯粹依赖个人直觉的精英型、直觉型和随意型决策模式。严格按照获取信息—分析问题—制定决策—审核决策—决策形成—执行反馈的程序制定投资决策。只有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才能有效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1.袁春生,杨淑蛾.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经济问题,2006(6)
投资效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市场失灵包括:第一,不完全竞争。比如,具有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部门会形成垄断,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损害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第二,外部性。比如,一个私人企业的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努力会使得社会整体的福利增加,而企业自身的收益却可能不足以补偿其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外部性会造成企业只顾自身效益、不顾社会利益的行为。第三,公共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也不排除他人的共享,因而只靠市场的力量会使得公共品的供给不足。
为此,需要政府规制垄断,制定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提供公共品。在各种政策工具中,政府投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些公益性行业和基础性行业具有外部性或公共品的特征,这些行业就需要政府投资。
2.政府投资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如果说政府投资于公共品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在总供给中的作用,那么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总产出、价格水平和就业的剧烈波动则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总需求而实现的。
二、我国政府投资效率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年仅中央投资就近1万亿元之巨。这些政府投资对履行政府职能,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2008年末提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一年之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8.7%。
但是,政府投资效率还是有待提高。
1.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
(1)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滞后
基础设施一般应该由政府投资来进行建设。一国的基础设施恰当与否有助于决定其在从事多样化生产、进行国际竞争、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减少贫困以及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成败。良好的基础设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生活标准。基础设施能力与经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
然而,在我国西部,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2)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不足
人类依托自然而生活,但是自然现象有时会危及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给人们带来损害和痛苦。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大,降水分布不均衡、气温异常变化等因素导致的洪涝、干旱、高温热浪、低温雨雪冰冻、森林草原火灾、农林病虫害等灾害可能增多,出现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灾害的可能性加大,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任务更加繁重。随着地壳运动的变化,地震灾害的风险有所增加。
政府显然应该当仁不让地加大投资,提高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尽量阻止悲剧的发生。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必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2.政府投资未能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是指家庭、个人、金融机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或组织,以获取未来收益为主要目的,用其积累资金或融入资金在国内外经济领域及部分社会公益事业领域的资本投入。广义的民间投资还包含民间消费性投资。政府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导和基础,而民间投资是政府投资的扩展和延伸。
我国GDP的增长主要受惠于政府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靠政府自身来维持。政府投资对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时,就需要启动民间投资。
从逻辑上来讲,政府投资的基本投向是民生,主要是基础设施,而道路、通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因而促进民间投资。
现实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国有经济在这些产业中占的份额大,民营经济在这些产业中不占主体地位)——的增长,而民营经济——基础设施的“消费者”之一——的投资积极性不高。
我国民营经济目前令人担忧的投资状况说明,政府投资并没有能够充分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所以民间投资未能跟进政府投资。或者说,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待提高。
三、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投资效率是指投资所取得的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投资活动的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有效率的投资即在投资收益一定时使得投资成本最小,或在投资成本一定时使得投资的收益最大。为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在进行一项投资决策时,要认真计算该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政府投资的成本相对容易计量。
政府投资的收益要以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计算。评价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不能以政府本身可以从投资项目中取得的赢利来衡量,而要用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来衡量。政府投资项目的建成主要是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更注重社会效益的高低,更注重保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优化以及保证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能够开展有效的经济活动。这具体表现为居民和企业的福利的增加。居民和企业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所以,居民和企业福利的增加可以用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衡量。
例如,政府考虑是否改造一个社区的排污设施。它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在改造之前,这个社区的居民和店铺都把污水泼在街上,否则就无处可倒。为了说明的方便,假设这个街区的排污设施会影响到10000个人,而且假定这10000个人的偏好是相同的。经过测算,每个人愿意为这个排污设施支付300元,这或者是因为他不想趟在脏水里走路,或者是因为她不想闻脏水的气味,那么这个排污设施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0万元,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300万元减去实际支付的金额0。如果改造这个排污设施的总成本小于300万元,那么这项投资就会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
在分析一项政府投资计划的成本与收益时,如果这个项目的总消费者剩余大于它的成本,就应该进行这项投资[5]。对成本的考虑要包括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收益方法还可以用来评价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的效率。
为了尽量准确估算一个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加强纵向和横向沟通,科学计算,最大限度地获取居民和厂商的真实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国日报网消息.国家公布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民意./hqcj/2010-01/08/content_9287210.htm,2010-01-08.
[2]甄诚.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6(347).
[3]/policy/jzxd/2009-05/11/content_17755648.htm.
投资效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质量；
投资不足；
投资过度；
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29日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投资管理模式从高度集中逐步走向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渠道资金来源、多样化投资模式。然而，治理机制的失衡，企业投资行为缺乏硬约束，很多企业盲目追求多元化投资，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大量涌现，造成企业资源无法有效配置，严重损害企业价值的增值，因此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和内部控制建设的强化已成为各企业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实施内部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促使企业的所作所为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可靠，实现企业经营行为的效率和效果。实施内部控制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监管管理者行为的重要机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确保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这样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这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一环。
一、相关理论基础
投资效率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管理者在面临更多信息不对称、委托冲突甚至是管理者个人情绪的情况下，更多做出能够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投资决策，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包括有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理论及行为金融理论。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具体体现为：交易各方对交易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同，一方获取信息充分，就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
另一方因获取信息有限则处于不利地位。信息充分的一方做出“败德行为”，而信息贫乏的一方往往会在面临交易抉择时做出“逆向选择”。“败德行为”主要体现在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当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时，经理人就会投资净现值为负的但是对其自身有益的项目，而不能及时获取企业真实信息的股东，就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导致投资过度。“逆向选择”则增加了市场的摩擦，经理人很难向市场提供企业当前的投资机会，当企业面临良好的投资机会时，因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就造成企业外部融资困难，企业就会退而选择内部融资，一旦企业自身的资金规模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时，即使投资项目能够带来现金流，企业也不得不放弃，企业的投资规模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导致投资不足。
（二）委托理论。委托问题易导致投资过度行为，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目前，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
二是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
三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1）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管理者作为公司股东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管理层会在扩大公司规模的动机驱使下，做出非效率投资行为；
（2）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在公司股东的股权达到一定的点，能够充分决定公司的决策时，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就发生了冲突；
（3）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是因为股东和债权人对风险的偏好不同。债权人，期待收益稳定低风险的项目，而股东更倾向于投资风险高甚至是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并从中获利，造成投资过度。
（三）行为金融理论。该理论从管理者和投资者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对投资决策过程的影响。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投资者的从众行为都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判断，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袁晓波（2013）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均负相关。王苑（2013）从资本成本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结论表明，资本成本在实施内部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中起着关键的桥梁作用，通过实施内部控制，加强对资本成本的控制，进而实现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荣华旭（2013）采用Richardson模型衡量投资效率，建立回归模型，考察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与企业的投资效率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好，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行为相对较少。
三、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基于基础理论的原理，从信息不对称、问题和管理者行为这三个角度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提出四个假设：H1：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正相关；
H2：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提高信息质量，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H3：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问题，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H4：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约束管理者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一）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本文对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采用层次分析法，依据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内控环境、信息与沟通、监督、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确定能够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因素。内控环境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A11、独立董事比例A12、是否存在两职合一A13、是否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A21；
信息与沟通包括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A22、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次数A23、是否设立审计部门A31；
监督包括是否披露内部控制体系中存在的不足A32、是否披露审计意见A33、审计意见是否标准A34；
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包括的因素有是否建立风险评估体系A41、是否发生内部交易或关联方交易A42、是否有绩效和薪酬评价制度A51、是否有全面预算管理制度A52等。
通过以上分析，构建内部控制质量评价模型：ICQ=α1A11+α2A12+α3A13+α4A21+α5A22+α6A23+α7A31+α8A32+α9A33+α10A34+α11A41+α12A42+α13A51+α14A52 （2）
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内部控制各个因素指标的权重值，量化内部控制质量。
（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投资效率IE作为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用来反映企业投资水平。用单位资本产出比ICOR、企业的成长机会TobinQ、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OIGR来进行衡量；
（2）控制变量。本文研究选取企业规模、公司上市年龄AGE、成本AGENC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SP1、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HSP2-10、高管持股情况MO、企业的资本结构LEV等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
1、残差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西北五省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水平最小值为-10.6134，从整体来看，效率不是很高。同时，从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范围分析来看，西北地区投资过度的样本企业（210家）要比投资不足的样本企业（138家）多，投资不足的严重程度-0.4995明显的小于投资过度的严重程度-1.3274。（表1）
2、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不足逐步回归分析。由表2中数据可知，该模型的R2值为0.766，相比之下，是线性模拟度最优的一个，该模型回归系数为-0.018，Sig值为0.000
结论显示：成本、股权集中度、公司上市年龄、高管持股情况这些控制变量与投资不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资过渡逐步回归分析。表3中数据显示，对于逐步回归每步输入变量的回归模型的Sig均小于0.05，表明每个回归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自变量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值为-0.379，说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代表着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更完善，内部控制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和委托带来的问题，有效降低了由此引发的投资过度行为，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符合本文的假设说。（表3）
企业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成本过高的问题，有效降低投资过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这一说法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3。同理，内部控制通过完善内控机制，提升执行力度，约束股东的行为，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避免因股东控股，管理者盲目自信造成过度投资行为，这也又一次证明了本文所提假设4的合理。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了企业在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问题与管理者非理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理由。为内部控制如何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供经验证据。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能越有效地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水平，很大程度上抑制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还能够约束企业管理者的行为，防止管理者做出因“小”失“大”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明显地表明，在资本市场尚不健全，企业内外因素不能有效发挥的情况下，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内部控制体制是必要的。想要遏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制止管理者的不当行为，就要从根源入手。同时，内部控制机制的建立，能够起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作用，要确保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和实施。具体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加强内控环境的建设；
（2）高度重视信息的沟通；
（3）加强监管力度。
主要参考文献：
[1]Richardson Scott.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
投资效率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的环保投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而高效的环保投资与企业的业绩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究。为此，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关键词 ：环保投资效率；
企业业绩
一、引言
环境污染防治的方法之一是环境保护投资（简称“环保投资”），它作为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是针对防治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我国企业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虽然，有学者认为环保投入是环境治理的主要因素（颉茂华，2009 等），但是如果没有较好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仅有环保投入的增加，产生好的环境效益是很困难的。
高效率的环保投资是否会带来较好的企业业绩呢？在国内外文献中，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在现有的文献里，学者也未对此得出一致的结论，那么，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的业绩之间究竟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为此，本文选取2009~2011 年间披露了环保投资金额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后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直接采用环保投资效率概念的较少，其他相近的概念有环境绩效、生态效率、环境效率、环保投资效益等。
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公司特征、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与环保投资效率。杨俊等（2010）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提高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工业比重上升、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胡海青等（2008）研究发现GDP增量是环保投资增量的原因。而王金南等（2009）则认为环保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缺乏关联性。
二是公司特征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何丽梅、侯涛（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安树民、张世秋（2004）认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低效率问题是由技术水平低、工艺质量差和设施运行管理方式的不合理所造成的。
三是环境信息披露与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互相影响。许多学者发现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Cormier 和Magnan，1999；
Hughes 等，2001；
王建明，2008），也有学者认为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Ingram 和Frazier，1980 ；
Uchida，2007）。
四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如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影响（Liu 和Wu，2009）、环保法规的影响（毛如柏，2010；
李卫宁、陈桂东，2010）、环保信息沟通渠道的影响（张雪梅、万骞，2010）等。
（二）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企业承担环保责任、追求高效率的环保投资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这也有助于其构建良好的声誉（Fombrun & Shanley，1990 ；
Linthicum et al.，2010；
Verschoor，2005），从而为它带来丰厚的声誉效益，进一步对企业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从环境战略角度来看，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从长期来看，不仅可以确保企业高效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
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塑造环境管理能力、加大环境科技投入与研发的力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差异化程度、降低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业绩（Porter，1991）。
从风险角度来看，企业环保投资力度和效率的水平不同，其环境风险的大小也有所不同。进一步分析，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它所承担的环境负债与环境成本越低、产生的环境收益越高，从而影响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定价，影响企业价值和企业的业绩（田翠香，2010）。
然而，由于环保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往往缺乏环保投资的主动性和热情（Dasgupta 和Laplante，2001）。从传统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企业对环保事业的投资完全不符合经济利益最大的财务管理目标，因为企业对环境治理与环保项目的投入，会迫使其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污染的预防与治理，从而挤占了其他经济性项目的投资资金，增加了企业环境治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对企业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企业的环保投入效应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效的环保投资所产生的声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技术补偿效应以及环境能力的提升对企业业绩的积极影响等都需要经过一定时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因此，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环保投资其实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费用，会挤占企业对其他营利性项目或经济性项目的投资，降低企业业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1A：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企业的业绩越好。
假设1B：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企业的业绩越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1 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作如下剔除：（1 ）剔除了ST公司；
（2）剔除了金融行业公司；
（3）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2009~2011三年共541 家样本公司。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以下几种途径：（1 ）企业环保投资额的初始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经过手工收集和整理而来。（2）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 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所有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和99%分位数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以下实证模型：perf=α0+α1EPIE+ΣαkControlvariable+ε
其中，Perf为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分别考察了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影响。其中会计业绩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
市场业绩本文使用Tobin’Q来衡量。EPIE 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具体计算方法见后文；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的成长性（Growth）、存货（Inventory）、总资产周转率（Aturn）、流动比率（Liq）、应收账款占比（Rec）、行业集中度（HHI）、高管持股比例（Mshare）和企业产权性质（Nature）。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后文。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我们使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收率（Roe）来衡量会计业绩；
使用Tobin’Q 来衡量市场业绩。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EPIE）。环保投资绩效是构成环保投资效率的最主要因素，说明在环保投资效率的构成中环保投资绩效应占据很大的权重。正因如此，本文在探讨企业环保投资效率（EPIE）时，以企业环保投资绩效（EPIP）作为替代指标。
并根据环保投资额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EPIE=EPIP/EPI，其中EPI 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保投资额。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列示了本文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 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Roa、Roe 和Tobin’Q的均值分别为0.061、0.1136和1.6629，表明样本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6.1%、净资产收益率为11.36%，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的均值为1.6629。解释变量EPIE的均值为0.0347，中位数为0.0049，标准差为0.107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 和0.8116，说明样本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存在较突出的个体性差异，由于本研究的环保投资效率（EPIE）是由企业的环保投资绩效（EPIP）除以环保投资额（EPI），由此表中数据也反映了总体上企业在环保投资上取得的绩效偏小。
（二）相关系数分析
表3 显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环保投资效率（EPIE）与企业会计业绩（Roa、Roe）负相关，与市场业绩（Tobin`Q）正相关，但均不显著。控制变量中，企业成长性（Growth）、存货周转率（Aturn）、流动比率（Liq）、行业集中度（HHI）都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Nature）、两职合一（Chair_CEO）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Size）、存货（Inventory）也与企业业绩显著相关。地区（Zone）和资产负债率（Lev）也都与环保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从表中来看，除了流动比率（Liq）和资产负债率（Lev）的相关系数为-0.67 之外，其他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0.5，而且基本都显著，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但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表4 报告了本节的实证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列（1）和列（2）是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会计业绩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但是环保投资效率（EPIE）的系数在列（1）和列（2）中均不显著。对市场业绩的影响如列（3）所示，但是环保投资效率（EPIE）在列（3）中也不显著。我们可以发现，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当今绿色环保的理念盛行，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识到环保投入的重要性，开始追求绿色行为。然而，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其在环保上的投入究竟是否能够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呢？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08~2011年披露了环保投资金额的中国A 股上市公式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企业会计业绩还是市场业绩，环保投资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上面，而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绩效状况，总体均比较低下，因此，两者不存在很稳健明确的关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11BJY13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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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建,胡海青,张道宏,常伟.2008.环保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模糊综合评判[J],统计与决策,6:186～188.
投资效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升值；
FDI
一、引言
随着2005年7月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人民币从此告别了固定汇率的时代，正式进入“小幅快跑”的升值周期。2007年11月以来，升值速度更是明显加快，屡破关口，累计升幅已超过16%。在全新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将伴随更大的波动，研究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变得富有现实意义。
人民币汇率与FDI作为重要的宏观变量，在我国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内外不平衡压力的背景下引起国内外广泛讨论和关注。一方面，在人民币外部和内部升值压力的推动下，人民币升值趋势及预期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FDI的“双刃剑”的特性已得到普遍的共识，既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又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因此如何立足新形势调整利用外资政策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
FDI不能像金融衍生产品一样通过跨期套期保值，并且包含着较大的沉没成本，因此宏观经济变量（如优惠政策、要素成本、现实和潜在的宏观经济条件、汇率水平等）成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策变量。在诸多因素中，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是影响FDI 流入的重要宏观经济因素，它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FDI流动规模及方向。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导致FDI趋势的逆转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分析
国内外对于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本币升值将抑制FDI流入
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相对成本效应”理论（Cushman，1988）和“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 and Stein，1991），他们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促进FDI的流入，而升值则对FDI会产生抑制作用。
1、相对成本效应理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强调汇率水平变动对东道国生产成本的影响，认为当其他因素相同时，一国货币贬值将会降低当地相对于外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而这种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外资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提高包括FDI在内的资本收益率，从而促进FDI流入。同理，当一国货币升值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出口对象国的，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出口对象国本地的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即本国对外国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对本国的FDI就减少。
2、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和Stein将本币贬值造成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成本下降的作用称为“财富效应”，并以此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跨国公司因日元汇率大幅升值而大幅收购美国企业资产的现象。该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的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企业或者在东道国建厂。
（二）本币升值将拉动FDI增长
认为货币贬值将会抑制FDI流入额研究者以Campa（1993）为代表，他认为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决策预测其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一国货币越是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而货币贬值使投资者丧失信心，将会阻碍FDI的流入，同时使本国货币流向货币坚挺的国家。
（三）汇率变动将使FDI在不同部门及地区进行重新分配
1、部门效应理论。在简单的两部门经济体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一国币值变化对该国不同部门吸引FDI的能力产生不同影响。当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对贸易品需求上升时，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更多地投入贸易品部门，从而减少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不仅如此，由于本币贬值导致贸易品需求上升，进而导致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非贸易品生产要素成本，降低了非贸易品利润，故本币贬值还从供给方面对非贸易品部门产生紧缩效应，引起FDI流入出现行业偏向的可能。GoldbergL.S.（1993）认为，汇率调整具有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而资源的重新配置依赖于重新分配成本的多少和汇率变化的信号，这既包括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国外投资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一国货币币值变化将导致FDI在不同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转移，从而具有行业偏向特征。汇率变化除了通过需求和供给层面对FDI的部门流向产生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预期收益和生产成本直接对部门利润产生影响。从理论上看，币值变化引起部门价格和利润变化是否对投资产生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但一个简单的结论是由于企业逐利性，行业利润高将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国货币贬值将提高贸易品部门的行业利润并导致FDI流入该行业。
2、区位效应理论。Aizenman（1992）认为汇率水平通过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国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移，即汇率水平对FDI产生区位效应。Goldberg（1993）认为汇率的区位效应依赖于初始投资成本（进入壁垒）、退出的非转换成本、企业风险类型及生产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同时，区位效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FDI在不同国家分布的调整，同时也包含不同投资国对汇率水平的不同反应。因此，汇率水平变化不仅对FDI全球区位分布产生影响，而且由于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动机及风险类型存在差异，汇率变化对不同区位来源的投资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当东道国货币币值发生变化时，对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同区位来源的FDI对汇率水平调整的反应程度亦存在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面，绝大部分主要是针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多数结论为：东道国的货币贬值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流入，而货币升值会导致本国货币流向货币贬值国。本文持中立态度，将以实证回归来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初步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以检验汇率升值对FDI的影响：
lnFDI=α0+α1E+α2VE+α3G+ε
其中，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E代表实际利率，VE代表汇率波动，G代表GDP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α1的符号既可能是负号，也可能是正号，这取决于实证结果，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α2的符号是负号，汇率波动加大导致风险厌恶的投资人考虑向汇率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α3的符号无疑是正号，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提高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利润率高，因而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为降低异方差影响，本模型将FDI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为增加模型显著性，对VE求倒数，并记作VEDS=1/VE，VE的求法是每个季度3个月汇率的标准差。并对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OLS估计，经验证，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但存在正自相关。采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补救，最终得到参数如下：
由上式可得，当实际汇率每增长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15629%；
汇率波动的倒数每增加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6835%（即汇率波动越小，FDI流入量越大），即FDI与汇率波动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有很大部分是内部原因，即是由原来的自身规模决定的，实际汇率及其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只是影响FDI流入量的宏观经济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对于FDI流入的影响并没有其自身的影响大，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一结论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首先，结合我国贸易结构来看，加工贸易仍处于重要位置，而这些都是由FDI来生产和出口。加工贸易主要就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汇率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劳动力相对价格，因而加工贸易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其次，汇率升值同时导致加工贸易在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大幅下降，由于加工贸易企业成本为国外采购成本，因而基本上可以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加以弥补，所以汇率值小幅度升值并不会影响流入。
2、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能够降低流入。这同理论分析相一致。1997年和1998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尽管我国政府公开申明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但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随着汇率波动增加而下降。而在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前，（见图1）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较大，在汇改前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一次快速增加。在其他时间段，汇率波动相对比较平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也相对比较稳定。
四、结论
结合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尽管本文得出的结论同传统投资理论不一致，但这恰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不断增长就可以简单地做出这一结论，而且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汇率升值和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一结论。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取决于我国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只要这一根本前提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就不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逆转。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投资在加工贸易上，汇率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汇率波动同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性表明，汇率快速升值是有害的，只可能导致短期资本快速流入，长期产业资本将推迟投资，对长期投资形成阻碍最终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是汇率升值背景下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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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文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D].兰州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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