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平, 叶玉钢
(1.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2.浙江大学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6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艰苦卓绝地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斗争史,也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国家安全演进的思想史。现有关于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关于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的安全思想研究[1-4]。(2)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某一特定安全领域的思想观点和安全实践研究[5-7]。(3)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8-11]。(4)少数学者对党的安全思想的综合性概括和系统性总结[12-14]。总体而言,现有成果对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思想的实践探索、演进规律、特征经验及未来发展方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大肆炒作涉疆、涉藏、涉港、涉台问题,并通过制定所谓的“印太战略”,挑拨周边国家与我国对立,对我国实施全面的遏制、围堵和打压。2022年以来,随着《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与“北约版”新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集结各种反华力量,全面围堵、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国家安全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和挑战。新形势下,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在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所形成的安全思想、安全战略和安全行动进行梳理,对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基本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总结和分析,对于进一步丰富党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党在新的百年征程上继续更好地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党史研究领域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将党的历史大致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1)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公报中,也采用该种党史分期方法。。不同历史时期,因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不同,党所面对的安全威胁和所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实践探索也不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此生活在内外交困与水深火热之中。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自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中,逐渐形成了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雏形。
1.把军事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突出以战略运筹实现国家安全
在大革命惨遭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刻反思,“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开始十分注重军事,开始领导武装起义。人民军队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党加强了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明确了“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和“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三大民主”、严肃群众纪律等一系列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制度。通过明确红军的性质、宗旨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建设起了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战略运筹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了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新局面。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极高的战略素养,放弃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的阵地战策略,制定了在敌人后方和侧翼开展游击战的正确战略战术。在抗战进入僵持阶段时,毛泽东的战略名篇《论持久战》放眼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全局,科学分析了中日力量对比,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僵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正确预测了远东战场的战争走向,纠正了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和必败论的错误观点,鼓舞了军心士气,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战略指导。此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出坚韧顽强的战略定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2.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仅仅依靠党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党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展党外合作的方略。虽然革命统一战线因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失败,但也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旧军阀遭受了沉重打击。“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加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1935年,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向全国发出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颁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和全中国统一抗日联军的设想。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取消一切对立,无论什么派别、阶层的人,只要抗日都要加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抗战胜利后,面对美蒋集团频频发动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方针,并且在两条战线展开工作。在解放区,采取区别对待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及小工商业者,并严格区分“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两个概念,得到了广大农民和中间阶级的积极拥护。在国统区,广泛争取到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国民党腐朽政权摇摇欲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巨大成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3.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为实现国家安全奠定社会和群众基础
20世纪30年代,农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农民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革命潜能能否被激发出来,转化为革命行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未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5]692农民问题归根到底是土地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6]47正因如此,毛泽东率先认识到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1928年末,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在对赣南兴国等地区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并对《井冈山土地法》作了进一步修正[17]34。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18]136的土地革命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赢得了解放区人民的积极拥护,扭转了解放战争初期的不利局势。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未完全巩固,党和国家还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安全威胁。国内方面,溃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伺机攻击大陆,英帝国主义妄图维持其殖民统治,在我国西藏、新疆煽动叛乱,对抗中央。国际方面,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抗激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之中,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手段,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1.仍然突出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主要把建设正规国防军、敢于开展军事领域斗争和加强国防工程建设,作为捍卫国家安全的主要路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指出:“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19]692在“建立强大国防军”的安全战略指导下,党建立了统一军事制度,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实现了由单一步兵向多兵种合成军的过渡[20]25。1951年,美国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对我领土安全和人民安全直接构成重大的威胁。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达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目的,在捍卫了主权安全的同时,也为国内建设创造了宝贵的安全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境冲突加剧、台湾海峡局势趋紧以及美国侵略越南,并把战火烧到了越北,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21]33的方针,积极备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原子弹、氢弹相继成功研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战略能力和安全实力;“三线建设”(2)三线建设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各地区战略位置不同,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省市自治区;二线是介于一线和三线的省市自治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三北工程”(3)三北工程即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军委要求的东北、华北、西北为主的防御工程体系建设。“人民防空和城市防卫”等国防工业体系和反核战略工程体系也先后建成,显著增强了我国的核战争防御能力。
2.更加重视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开始统筹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
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础和生命线。1950 年,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22]104反映出党认识到了经济安全的基础性地位。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23]27在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残余得到完全肃清、祖国大陆获得全部解放,国家外部威胁得以暂时解除之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狠抓经济建设的措施。1953年,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超额完成。这一期间,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并建立起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八大所确立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未能实现,十年动乱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严重阻碍。尽管如此,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总值,从1957年的522.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4 488.2亿元,增加了近 8倍[20]26。20年间,中国共产党仍然建成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政权、捍卫国家安全奠定了物质基础。
3.通过灵活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手段,确保了复杂环境下的外部安全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成统一战线,成功瓦解了帝国主义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赢得了宝贵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社会环境空前恶化,除了应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孤立外,还要防范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共产党及时改变国际战略,制定了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24]233同时,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内部力量出现分化的新变化,提出了争取“第二中间地带”为“间接同盟者”的方针,积极改善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64年1月,中法建交,使美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开始逐渐瓦解。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仍在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边境安全。而此时,国际格局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改善外交孤立境况,及时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构想。中美关系的改善,彻底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一度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得到迅速改善。中国共产党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以及配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外交方针和政策,在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之间抗争、周旋、平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制衡能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利益。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受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与周边环境中,“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与“结盟加对抗”的外交模式是当时安全战略的基本设定[25]12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认为新的世界大战能够避免,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革命转向发展、由封闭转向开放、由对抗转向竞合,国家安全战略也随之发生转变,体现出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
1.形成发展安全观,以经济的发展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根本依托
社会主义中国由于近10年的曲折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平同志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6]255“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6]370同时,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6]105。小平同志高瞻远瞩,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抓住了经济发展这个命门,初步形成了以发展为核心的安全观。同时,小平同志也看到,中国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6]210。初步阐述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即发展是安全的实现途径,而安全又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一切聚焦经济建设,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党逐步确立了“全方位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和超越冷战思维的“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外交模式,先后与美国、日本等全球和区域性大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和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组织。1978—1988年的10年间,中国先后加入90多个国际公约,如《裁军和限制备军条约》《核不扩散条约》《京都议定书》等,共同致力于全球和区域安全治理,为国内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2.提出新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实现对党的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发展和创新
1991年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对抗有所缓解,大国间的军事对抗有所弱化,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在2000年到来之际,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和综合考虑多个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观,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传统安全观的一次重大创新[27]20。在国际安全方面,江泽民认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为此,江泽民在一系列国内外讲话中,多次呼吁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转变传统安全观,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把一个合作、繁荣、发展的世界带入21世纪。1997年4月,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新安全观”。1999年3月,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江泽民发表了《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28]313。在国内安全方面,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综合安全观,即在关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安全。2001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安全,就是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安全。”[28]370江泽民提出的综合安全观,反映了党对国家安全的新认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是对传统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和新安全观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3.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安全新理念,应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29](4)所谓非传统安全,就是“一切免于非战争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西方学者较少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而大多是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出发,倾向于使用有更具体指称的非军事安全、全球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跨国安全、综合安全、人的安全、新安全等概念,较少将这些新安全概念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也有用“非常规安全”(unconventional)、“非传统威胁”(nontraditional threats)、“非传统问题”(nontraditional issues)、“新威胁”(new threats)、“新安全”(new security)等来指称。问题
21世纪之交,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在南海发生撞机事件、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国国家安全受到重大威胁。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出现打砸抢烧恶性暴力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国际方面,世纪之交的亚洲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以重创;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转向,揭开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序幕。2003年,SARS病毒肆虐全球,国际社会开始共同携手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连锁反应,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当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不断深化理解中,在国内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在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愿景。2005年4月,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愿景。同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全面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30],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反应。中国共产党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谐世界,把“和谐”作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连接点,有效联通了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大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思想[4]3。
(四)走向复兴的新时期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固守冷战思维,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对我国实施遏制、封堵,不断制造摩擦;另一方面,我国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全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这一论断反映了社会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的提升,也反映了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不断成熟。
1.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破解国家安全难题提供战略指导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破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框架,在发展安全、综合安全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战略思想。201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指导地位。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32]67。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历史性地把安全提升到和发展并重的位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指导思想[3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又首次将“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列,并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党治国理政基本经验之中[10]。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个要素”中,以人的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反映了党在新时代对国家安全所涉及的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五对关系”即“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34]。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和基本方法,体现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时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智慧和实践价值。
2.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解决根源性、结构性安全问题
贫困问题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安全,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时期就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擘画了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安全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重要决定。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在促进了人的安全、提高了人民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安全。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性任务,意在建设更高水平的人民安全。我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但发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日益凸显,其背后是深层次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改革要安全、以改革促安全、兼顾改革与安全,着力破除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体制性根源,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改革安全观。法治不彰则动乱不止,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国家治理纳入了法治化轨道,国家安全相关立法也得到全面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形成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宪法条文+国家安全基本法+专门立法+散布于各法律中的相关规定”[35]90的国家安全立法格局,有效遏止和严厉惩治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为国家安全提供了法治保障。吏治难行则鬼魅横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丧失信仰、忘记初衷、脱离群众、贪污腐败,给党的长期执政埋下安全隐患。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下大力气整顿吏治、惩治贪腐,坚持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纯洁了党内风气,巩固了党的执政安全。
3.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安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6]69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外交宗旨的承诺。在全球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打破意识形态藩篱,摆脱狭隘的民族和种族偏见,形成普遍共识,诉诸共同行动,确保全人类生存利益的本位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是对21世纪“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世界之问的时代性应答[37]27。特别是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秉承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理念,积极呼吁并践行合作抗疫,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方针,不干涉阿富汗内政,超越苏联和美国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外交准则,走“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道路,体现出和其他所有大国不一样的做法,成为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沿线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人文交流,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截至2021年12月16日,中国与145个国家和32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8],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实现了对现有国际合作和安全机制的互补,为国际治理和促进区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纵观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既有本土经验也有世界元素,既有中国智慧也有全球视野,既立足于国家安全又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具有人类共同安全的伟大情怀,并体现出鲜明的基本特征。
(一)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不是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党和国家安全形势与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传承创新。在建党早期,党的任务目标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党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反革命武装力量,那时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指涉对象必然是政党安全,威胁来源主要是外部安全,安全领域必然是以军事安全为中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目标是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彼时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指涉对象主要是政权安全,威胁来源既有外部安全也有内部安全,但主要仍然是外部安全,安全领域是以政治安全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国家安全思想,无论是指涉对象、威胁来源还是安全领域也必然发生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之交,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党先后提出了发展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党对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加深,也体现了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二)人民中心的一贯性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并于后来写入党章,作为全党的根本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来源。在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和实践中,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也是国家安全的最高追求,人民安全的价值本位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39]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人民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其他要素之前,也体现了人民安全相较于其他安全的优先地位。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十一大安全类型并不包括人民安全,这也说明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领域,而是体现在各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40]24。因此,人民利益和人民安全是“源”,其他所有方面的利益和安全是“流”;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元价值,其他安全则是由人民安全派生出来的,其他安全的意义和价值只有源于人民安全和人民利益才有意义[9]18。除此之外,人民安全还是衡量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指标,国家是否安全,必须经过人民的感受和评价,只有回答了人民是否安全,才能回答国家是否安全的问题。因此,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根本特色。
(三)涵盖领域的综合性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在20世纪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关注的是外部安全问题,多是以外部威胁来界定国家安全状态的。新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现代化步伐加快,人员、商品、技术、资本、信息、文化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各国在维护本国发展利益的同时,势必也产生新的冲突和摩擦,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 ,从而导致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新的安全思想,开始从更多关注外部安全逐渐转向既关注外部安全又关注内部安全问题。
针对以往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影响因素的认识不够系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分析了国家安全的11个构成要素,即11个安全领域,构建起了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要把生物安全列入国家安全体系,使国家安全体系更加完善[41]33。传统国家安全观主要侧重于军事、武力、国防和外交等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既包括“高政治”领域安全,也包括“低政治”领域安全;既包括外部安全,也包括内部安全、还包括内外交织安全,涵盖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安全内容。
(四)安全治理的先进性
长期以来,我国在国家安全治理的实践中,多侧重于国防、军事、武力、政治与外交等“高政治”领域的应对,治理方式相对单一,不同部门间多各自为政,缺乏整体系统思维,导致国家安全治理呈现出应急性、被动性、碎片化等特点。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及中国的日渐崛起,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利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集结反华力量对我国实施遏制、围堵与打压的对华战略,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单一的、单维的缺乏体系性治理理念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并实现国家安全治理思想理念的与时俱进,从“救火式”的消极安全向“防火式”的积极安全转变,从零和式的“安全对抗”向互利共赢的“安全共享”转变,从排他式的“安全自保”到协同式的“安全互保”,从对抗式“利益博弈”到和合式“命运共同”的理念提升等安全治理转型。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把国家安全治理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创新国家安全管理体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事务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统一指挥;“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治理思想的先进性。
(五)思想发展的批判性
在西方安全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所体现出的治理目标的自私性、治理领域的狭隘性、治理手段的排他性、治理过程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突出,使得全球安全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并面临诸多“安全困境”。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传统现实主义对利益冲突和权力的过度关注与片面阐释,以及以暴制暴的安全实现模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新现实主义虽然对权力要素作出修正,但仍然无法脱离权力竞争、诉诸武力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狭隘思维。自由主义宣扬的少数国家的“集体安全”,仍然回到部分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宰世界事务的旧思维之中,极易形成国际阵营的对立和对抗。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和平论”实质上是以意识形态偏见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和不安全。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的建构性解释,极易激发相涉国家行为体主体间的消极和恶性建构。建构主义主张通过国家间的高度互信实现国际安全,追求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社会”充满了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思想正是在深刻批判西方国家安全思想理论流派的基础上,吸纳其积极有益的思想,不断丰富和推进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六)共同价值的引领性
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安全治理理念、一种新的安全治理模式、一种新的安全观。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42]113并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43]260。这一思想超越了西方国家“你不安全我安全”“你安全我不安全”“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的劣态安全思维模式,既不是单打独斗的自身安全,也不是权力平衡的均势安全,更不是你输我赢的霸权安全,而且是强调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在追求本国安全的同时,兼顾他国安全的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乃至全人类的安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和合中庸、万国共生、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天下主义、人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和安全价值观,其国家安全思想不仅仅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国家的安全思想,而且是全人类、全世界和合共生、普遍适用的共同价值,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和中国智慧。
2022年初,美国出台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和“北约版”新印太战略,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围堵、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标不会改变;俄乌战争危机将深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中国面临的各类安全隐患、危机、威胁和挑战越来越多,中国需要确立“发展与安全”的新时代观,科学统筹发展与安全,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元的国家安全威胁挑战。
(一)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家安全新挑战
长期以来,美国依靠战争手段和不断追加的国防开支进行全球扩张维护世界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拿马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美国还不断寻找“假想敌”,渲染外部威胁,或直接发动战争,或大打代理人战争,或寻找各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从亚洲到美洲,从欧洲到非洲,美国的战争黑手伸向哪里,哪里便不得安宁。为维护自身霸权,美国维持着庞大的战争机器,甚至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络。1945年以来,美国在7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800个军事基地,并不断强化军事存在。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近年来,美国通过印太战略拉拢更多的国家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围堵、遏制和打压,并不断挑起和炒作“疆独”“藏独”“港独”“台独”等问题,其军舰、电子侦察机、潜艇和战斗机多次侵犯我领海和领空,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
拜登政府试图按照“新冷战”思维,基于地缘政治考量,通过“价值观外交”,抢占“民主”与“人权”道德制高点,建构“新西方主义”,组建“民主国家政治联盟”,开展全球政治秩序新建构,孤立、限制、围堵、遏制、制裁和打压“新东方国家”,重点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待见的伊朗、土耳其、塞尔维亚、匈牙利、委内瑞拉、朝鲜、叙利亚、柬埔寨等国,尤其是寻求动员整合全球反华力量,消解和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主导召开的“民主峰会”旨在把世界划分为意识形态阵营,这与多边主义背道而驰。当前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社会急需协力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的紧迫挑战,而美国却把民主一元化、绝对化、工具化、政治化,刻意强化价值观差异,人为地拉帮结派,制造政治集团的阵营对立和冲突,分裂世界。同时,他们以“制度性权力”剥夺发展中国家共商民主的权利;制造不利于共建的舆论,影响共建主体成员的信心;制造贸易摩擦,影响共赢的效果;破坏共享原则,离间共建主体成员的团结[44]5,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全球合作治理各类危机增添了诸多困扰,是对深度全球化的反动,极易增加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对抗和敌对情绪,从而降低国际合作的前景,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31]随着人员、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高频次、大规模地加速流动[45](5)人员流动使得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相“交互”与“交织”,除了人员出境,入境人数也在急剧上升。据统计,2018年,入境旅游人数达14 12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2%,其中,外国人3 054万人次,增长4.7%;香港同胞7 937万人次,下降0.5%;澳门同胞2 515万人次,增长2.0%;台湾同胞614万人次,增长4.5%。入境旅游人数按照入境交通工具分,船舶占3.3%,飞机占17.3%,火车占1.4%,汽车占22.3%,徒步占55.7%。,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国家利益不断拓展。我国除了面临传统安全威胁之外,还面临越来越多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危机与威胁的挑战,非传统战争日益凸显,非常规灾害急剧增多,非常态危机极易爆发,非敌意冲突不断增加,非预见风险难以防控。
当前,世界形势风云激荡,人类社会在深度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相互碰撞与交织中前行,中美摩擦与大国博弈不断加深,乌克兰及其背后的北约同盟与俄罗斯的危机一再加剧,疫情危机、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暴恐袭击、跨国犯罪、种族矛盾、区域冲突等不断涌现,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移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新冠疫情的暴发尤其是其变异病毒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再次给人类敲响了非传统安全的警钟,国家安全、区域安全、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面临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
但是,在当前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自由与自制、安全与发展、规制与权力、私域与公域、相互依赖与利益自保、政治正确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和困境[46]3,使得各类全球安全挑战更加难以应对。我们不仅要提升面临突发危机的紧急应对能力,更需要建立一套共同行动的体系,从根本上将全球重大安全挑战及其危害尽可能降到最低限度并保持在可控范围。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安全危机,需要各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才能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促进民心相通,才能“共商、共建、共创、共赢、共享”人类安全文明,才能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7]。各类全球性安全危机折射出“安全互保”的缺位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文明”目标的任重道远。只有基于全球性视野、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考量,用至高的理念观照“常态和非常态危机”,用文明的视角审视“全球化”,用未来的维度弘扬“和合主义”[48]2,用和合主义的理念与和合共生的路径寻求建立体现“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协同共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实际执行性的体制机制上,强化体现多边主义的责任共担、规则共建、信息共享和执法互助,才能“风险共担”与“安全共享”,才能消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安全困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奋进中,准确研判世界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曾先后提出以“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据此顺利完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提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一批共产党人先驱及仁人志士将“赢得战争”“赢得革命”和“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这为党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打倒各路军阀、驱逐西方列强、清除封建残余及建立新中国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指引。20世纪70年代伊始,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与“革命”形势明显缓和,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了全世界渴望和平、经济全球化与科技现代化的时代趋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判定,并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了从“赢得战争与革命”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划时代转变,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带向了和平发展的新方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史的伟大实践表明,“战争与革命”与“和平与发展”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时代主要矛盾精准研判基础上而提出的与时俱进、切合时代命脉的时代主题,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价值指向。
当下世界形势风云激荡,俄乌战争使得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呈现前所未有的脱序状态,人类社会在深度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相互碰撞与交织中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时期。之前的时代主题已经难以涵盖和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形势、新问题与新挑战。(1)因为“战争”形态发生变化,“革命”已非时代主流。传统军事武力冲突的“战争”风险虽未完全消失,但已不是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当下和未来,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则是“经济战”“科技战”“生物战”“舆论战”“网络战”“信息战”等各种新型的“非传统战争”,而以“革命”手段寻求民族独立已非世界斗争的主流。传统“战争”和“革命”时代主题的认知和定位已经滞后于当前时代的新发展。(2)因为“和平”仍是国际社会最基本诉求,但仅有和平却无法确保总体安全。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战争基本可控、和平仍是主导,但是人类除了面临军事性的传统安全威胁,更面临越来越多共同的非传统战争、非常规灾害、非常态危机、非预见风险、非敌意冲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新冠疫情及其变异毒株的跨国传播更是带来了全球性危机。因此,全球总体安全的目标需要比“和平”的内涵更加宽广和切实的时代主题。“安全”具有比“和平”更宽泛、更积极的含义,不仅指“没有战争”,还指免于一切风险、危机、灾害及突发事件的共同体安全,既包括“和平”也是对“和平”的超越。
高水平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百年梦想的基本依托。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大国以所谓“人权”“民主”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严重破坏互信共赢的国际交往和经贸规则,给全球危机的合作应对造成了实质阻碍,破坏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将首先不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竞争,而是安全制度的竞争,最安全的国家将会被认为是最善好的国家[49]。只有确保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水平安全,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推动时代主题的新发展,“发展与安全”已经悄然成为新时代主题。发展与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和保障,没有安全的发展不可持续;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发展的安全难以持久。安全能力的提升及安全文明的建设,最终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来获得,而发展的实质效益与质量需要通过各项安全举措来保障和衡量。如果不安全,宁愿不发展。我们党国家安全思想的未来发展应在对“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将新时代主题明确定位为“发展与安全”,以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凝聚新合力、铸就新文明、开启新征程提供思想和价值指引(6)关于“发展与安全”新时代主题的分析论证,本文也吸纳了浙大大学余潇枫教授和浙江财经大学廖丹子副教授的思想和意见。。
未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需要继续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围棋思维超越“全胜全败、你死我活”的西方象棋思维,超越西方“国家中心主义”思想,并基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发展、新挑战的考量而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创新,在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天下主义”“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美美与共”“和合主义”思想,以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与为主要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党在“新的百年”伟大征程中,领导和实现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的迈进过程中行稳致远。
本文对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思想进行历史梳理,其目的在于厘清党的国家安全思想脉络,把握党的国家安全思想演进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世界历史观和全球大视野,始终关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始终致力于为全人类的解放和福祉而努力。当前,中国共产党正意气风发地领导中国人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只有深入了解我们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及实践探索,基于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未来逻辑相结合,以未来反求当下,将高水平安全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考和把握,为人类安全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才能真正有效维护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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