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主要金融机构都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国的大型国有银行也未能幸免。日前有消息称中国工商银行将申请设在纽约的办事处升格为分行，有在美国本土规模拓展业务的可能。近日，就工商银行的相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银行一周工作总结【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银行一周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主要金融机构都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国的大型国有银行也未能幸免。日前有消息称中国工商银行将申请设在纽约的办事处升格为分行，有在美国本土规模拓展业务的可能。近日，就工商银行的相关发展问题，中国王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工商银行总行九层的一间会议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周刊：姜行长，据说王行正在向美国的监管机构申请，将纽约办事处升格为分行?
姜建清：是的，我们正在积极与美国的相关金融监管机构沟通，争取早日获得批准。这样对于我们在海外的业务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周刊：工行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经常使用收购的方式，在美国为什么没有如此呢?尤其是现在。次贷危机之后，许多美国金融机构的价格都在大幅缩水?
姜建清：次贷危机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过去，或许仍处于“牛山腰”位置，因此，虽然现在美国金融资产估值过低，而且有国内投资机构正向美国金融业注入大笔资金，但工商银行目前并没有收购美国金融业资产的打算。最近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救市，美国金融市场也恢复了一些元气，但工商银行认为，次贷危机造成的真正打击并未过去，或许只是在“半山腰的位置”。因此，虽然有人建议工商银行逢低买进，但由于不知道市场是否已经见底，而且，当前状况表明风险似乎仍然巨大，工商银行对收购美国金融资产心存谨慎。
周刊：据说此前曾经有一些美国金融机构想投资工行，可是后来都没有结果，这是什么原因呢?
姜建清：曾有一些美国金融机构在半年前与工商银行进行过接触，探讨工商银行对其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但工商银行表示了拒绝。
周刊：当初王行在引入战略投资的时候为什么只选择了投行，而不是象其他国有行一样也选择海外银行机构呢?
姜建清：工行当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业务结构、盈利结构的多元化，是工行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而高盛、安联、和运通的特点恰好可以与工行形成互补型的战略组合。引入他们后所形成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集团＋银行卡”的组合模式，有利于工行调整业务结构，发展非信贷业务，壮大收费业务，符合工行的长期发展战略。我们要引进的是战略的合作者而不是战略的竞争者。从国际经验来看，两家银行合作时，要获得对方的杨心技术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容易导致投资方高端客户资源的流失，所以世界上两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功合作的先例并不多见。目前国际上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在国内都设有分支机构，如果引进这些投资者，很可能使得双方在业务方面形成竞争，从而在未来产生利益冲突。
周刊：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市场开展业务的情况如何?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
姜建清：经过十几年国际化的经营，我们发展到现在初步具有了一个国际化经营的机构网络，在全球有100家左右的分支机构，到今年6月末境外资产余额达到580亿美元。但是相比整个工商银行的业务发展，它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把国际业务经营的份额，逐步从现在的3％提高到10％左右。我们在中东的迪拜、多哈和澳大利亚中设机构的申请已经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此前我们还收购了澳门诚兴银行。
周刊：听说您本人还亲自处理过网友对于工行的投诉，具体是什么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姜建清：那其实也不是什么投诉，就是有一天我在浏览我们的网站的时候看到一位网友抱怨，因为过了早八点到晚八点的时间段，他通过网银的付费没有成功。于是我就把内容打印下来，加了批注：“我们网银的很多业务可以在下班后委托交易，为什么还会有不少业不能交易，能否解决?”转交主管副行长，问题后来很快就解决了。一个拥有将近2亿名个人客户的大型银行做的就是服务，做服务就是讲细节，很多细节考虑周全最后就能让客户体验良好。我们将2007年视为工商银行的“服务年”，也同样可能是挑战年。两年来工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也初见成效，服务问题一定同样能解决好。
周刊：在王行上市后刚的年报中，有几个数字让业内非常惊讶。连续四年，王行都以10％以下的贷款增速拉动着30％的税后利润增长，这对依靠利息收入为主的国内银行来说是相对困难的。而且，10％以下的贷款增速远低于国内银行业15％左右的平均水平。此种结构调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姜建清：这个问题，在工行上市路演时我也被国际投资者多次问到，几乎是被问到概率最高的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是工行主动作出的战略调整，包括资产结构调整、负债结构调整和收入结构调整。我们希望这些调整不会在短期内影响股东回报和工行利润成长，更希望这些调整可以使银行得到更稳定更长期的持续发展。
周刊：我注意到工行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已经降到将近40％。未来几年，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吗?多少是合适的?
姜建清：工行这几年一直在考虑转型的问题。1984年成立时我们是专业做工商信贷的，公司信贷是相对强项。工行历史上曾经贷款余额超过存款余额，曾经总资产中贷款余额占比高达80％多。20多年过去了，这几年，我们对工行过去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刻回顾。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一直存在着两种失街。首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失街的。全国的资金配置中，曾高达80％－90％来自银行体系。其次，整个银行体系的营利中，很高比例的收益直接来源于存贷款利差，这也是银行贷款产生过巨大风险的体制性原因之一。
工行通过近几年来动作很大的经营结构调整，总资产中信贷资产占比已经降到40％，贷比在50％左右。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变化。而且我认为，我们的信贷资产比重会继续下降。因为中国财富积累的时期已经到来，企业和居民存款在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宏观调控等各种因素，我国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每年仍有一定约束，这就必然造成贷款占存款比重不断下降、信贷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不断下降这两个趋势。
周刊：据了解，工行在不断增大贸易融资与小企业贷款的业务力度，您能说一下什么原因吗?
姜建清：我们着重推动小企业贷款，2006年这项贷款业务达到了71％的高速成长。另一方面，工行去年贸易融资成长很快，国内贸易融资同比增长177％，国际贸易融资同比增长55％。而且，由于贸易融资的发展，2006年国际结算总量达到了3900多亿美元。这些变化都给工行整体经营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从市场潜力看，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另外一个层面，在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也力求加快贷款周转速度。同样一笔钱，一年
周转两次和一年周转四次，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使我们感到钱在真正地流动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有很大好处。
周刊：节能减排是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大话题，在金融界也出现了一个“绿色信贷”的说法。请您结合工商银行改革与发展实践，谈一谈，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对于全行经营管理转型有哪些现实意义。
姜建清：“绿色信贷”是我们现在和未来发展所必须秉承的一种信贷理念。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信贷银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为前提，严格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节能减排计划，反对环保违法和资源浪费，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增长和在执行环保政策方面依法合规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另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改善和创新节能环保领域的信贷服务，积极支持节能环保的重大工程和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努力实现银行“绿色信贷”的导向作用，切实履行大型银行的社会责任。
如前面所说，“绿色信贷”将改变着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模式，也给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对于工商银行而言，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后，我们实现了从一个“大”银行向“好”银行的转变，也成为了全球最大市值银行，但我们仍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追求更优更强。为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致力于业务的战略转型，通过改善经营结构，盈利结构，防范经济周期的影响，增强服务和创新能力，使目前较快成长的盈利率可持续增长。
实施“绿色信贷”，必须坚定对信贷资产加快结构调整的决心。我们必须认识到，节能减排等国家政策的实施，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退出客户和落后产能的信贷退出，有利于防范因不符合环保和节能要求给银行带来的风险。
周刊：上市后的王行，总市值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堪称为世界级的大银行了。管理着7万多亿的资产，那时候你是否很有成就感呢?
姜建清：我们只是登上来第一座山的山顶，然而这是第二座山的山脚。第二座山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把工行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商业银行。
周刊：四年前，工行在推出网上银行服务的时候有一句广告词“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现在您这句话认为得到是实现了吗?
姜建清：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承诺，已经有超过30％的业务转移到网上进行了。在未来的三四年时间里，这个比例准备达到50％以上。另外去年我们推出了80家专属的网点为理财金帐户的客户服务，今年再推出500家，两年内再建2000家。再过10年，我想工行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了。
周刊：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您本人也会喜欢网络消费吗?
姜建清：现在去商场买东西人多，堵车，又耗时费力，能在网络上购买的就方便多了。你就说手机充值，干吗非要去买个卡片呢?把充值金额打进银行卡，充值即快捷又安全。我本人也经常缴费，很喜欢在网上缴，连买机票都是在网上。很多业务可以在网络上完成的，何必要跑银行柜台呢?现在通过工行的网上银行可以办理的业务有150种左右，以后我们会开发得更多。
姜建清小记：
银行一周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这个叫周军的人，早在十年前便笃定了此结论。他采用曲线创业，不偏不倚地逼近着最初的梦想。
而这一切，还要从风靡全球的007系列电影说起……
准确地说，周军并不像一个商人。
――当大多数人忙着四两拨千斤、快速敛财时，周军却恰恰相反，他不惜血本甚至债台高筑，只为完成一个年轻时候的梦想。而数年之后，这个梦想又为他找到了喷薄的财富出口，成为本世纪最被重视行业的领军人物。
韬晦奇才幻想篇
1993年，大学毕业后周军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工作。一次，电视里连续一个星期滚动播放了美国007系列电影，“007指到门开的场景让我魂牵梦绕。”自那以后，周军的血液就再没停止过沸腾，对生物识别技术的向往一触即发。
要成就梦想，必须先制造接近梦想的途径。不久，一无所有的周军放弃“铁饭碗”，毅然辞职。对于抱负，周军采取了近乎偏执的做法。
之后四年，周军从甲方转向乙方，混迹于软件业。先是在一家电脑软件公司工作，继而跳槽到另一家金融软件公司做业务员。自命不凡的周军，很快完成了创业原始资金的累积。
1997年，梦想开始。周军跟几个朋友自立门户，成立沈阳天诚盛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销售银行系统软件。抓住了“千年虫”契机的周军在短短三年内，将员工从5人发展至108人，软件盈利达到1500多万元。第一年盈利后，周军在东北大学研究中心秘密成立了一个生物识别技术研究团，欲借力使力，利用在银行软件上的利润投入银行指纹认证系统的开发。
当时，银行内部柜员作案的新闻层出不穷。周军憧憬着若能与银行合作，由天诚盛业搭建的各认证中心采集银行柜员指纹，再制作一套指纹镶嵌系统，“那么银行员工在内部所从事的一切事宜，都将通过指纹认证传回后台操作系统，由此降低银行内部操作风险。”
市场一片模糊，周军却自信，“我们一定会在两年内研发成功，四年内实现盈利……”岂料迎接这满腔肺腑之言的，却是现实冷冰冰的当头棒喝。
福与祸的较量
2001年，外国IT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几百家国内IT公司顷刻间消失在这场与狼共舞之中。与存活下来的华腾、高伟达不同的是，天诚盛业非但毫无资本背景，还得往生物识别项目上输入大量资金，“已经做不下去了……”若不结束入不敷出的软件业务，利用剩余资金攻克指纹认证，找到突破口，天诚盛业将不复存在。
当时，周军蓄势待发的“大事业”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公司上下叫好连连。然而，只有在指纹认证上投入了近千万元的周军知道，一线研发人员的捷报总是稍纵即逝，一分钟前还“快成功了”，一分钟后，希望便被计算系统出现误差或实验数据失真等因素打落。每天投入上万元科研经费，周军几乎连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上了。
硬撑数月后，突然某天，员工把总经办层层包围，集体要求降工资以减轻公司负担，“周总，等新项目上马后，我们就有好日子了。”周军呆立当场。人散后，周军竟发现办公桌上、抽屉里已摆满了装着工资的信封。即便员工的赤胆忠心日月可表，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周军而言，裁员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一个月后，周军下令裁员，除保留了骨干技术人员以及几名营销精英外，108名员工锐减至18人。送走了裹包远去的员工，周军和几个股东们在会议室里抱头痛哭了。
2002年初，历时四年的指纹认证仪终于研发成功。之后几个月，周军和销售人员一起，起早贪黑拉业务。然而，有过业务来往的银行，听说出了个柜员指纹身份认证系统，大都退避三舍持观望态度。还以为找对了市场的钥匙和孔，打开后便是一马平川。这下，无路可退的周军傻眼了。在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不战而败，周军越想越觉得荒唐。他不相信自己厉兵秣马多年，最后会被天玩死？
曙光？曙光！
“账上只剩最后200万元了。”残酷的现实再度降临。周军意识到，如果再找不到与银行对接的有效途径，这项几近于为银行量身定做的指纹身份认证系统便会胎死腹中。
那段时间，周军如无头苍蝇般，哪儿有银行发生了案子，就往哪儿钻。一方面“趁热打铁”，事故发生后，银行掌舵者开始对安全操作加以重视；
另一方面，部级商业银行针对柜员作案问题，每年会拨出一笔数额客观的资金，提升技术与管理平台以降低内部操作风险。只是周军天南地北跑了几十家银行，各方观点仍僵持在“谁是吃螃蟹的第一人”上。
既然银行顾虑的焦点在于项目是否行得通，索性来个赔本赚吆喝。刚好从黑龙江省邮政储蓄分行收到消息，齐齐哈尔市某邮政储蓄所发生了一起内部员工挪用公款案件，涉案金额达20万元。周军与之谈判时，直接承诺：由天诚盛业负责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即指纹认证仪和后台支持系统，若在3个月免费试运行期间出现差迟，分文不收。
2003年5月，第一单生意落地。成功试运行后，周军虽只收取了对方56万元工本费，但这一缕意味深长的曙光预示着，周军即将叩开全国成千上万家银行的大门。
无独有偶，听闻指纹认证系统在齐齐哈尔邮政储蓄所试点成功，周军在此之前接触的辽宁和宁夏三家银行也有了回音。2004年底正试运行后，盈利200万元。而200万元对于日益壮大的团队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研发经费、员工工资一扣除，又没钱了。”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初见端倪的指纹认证像微风拂过，未见涟漪又迅速归于平静。“好在几位莫逆之交三不五时地免息借贷款给周军，公司才得以维系。”
2005年4月，公司负债200万元……无奈之下，周军结束了沈阳公司的所有业务，再度壮士断腕大幅裁员，最后只剩下5个人。在几位看好指纹认证项目的朋友扶持下，周军揣着借来的500万元，带上仅有的5名员工，移师京城。
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一名员工从行李箱里翻出一床被褥，说：“这下我就要定居北京了，是死是活我都不回去了。”周军鼻子一酸，心里却暗自发力。
喷薄的出口
树挪死，人挪活。在寸土寸金的京城要地，周军的宏图伟志载入新篇。
周军首先锁定目标――直奔中国邮政储蓄。若能一举拿下总行，再跟各地分行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谈妥与总行的合作岂在一朝一夕；
而分行员工相对较少，总体方案费用较低，若率先切入分行，成功更有把握……深思熟虑后，周军决定同时展开对邮政总行和各地邮政分行的攻势。
在邮政总行的指纹认证招标会上，与天诚盛业合作的四家单位中，就有三家出自邮政系统。由于名声在外，周军一举夺标。
一时间，天诚盛业指纹认证系统如疾驰快马，从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到最北端的黑龙江，遍地开花式大举进驻17个省市邮政储蓄点。知名度陡增后，吉林银行、烟台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等十几个银行相继而来。为加快仪器生产速度，周军将生产环节剥离外包，公司只负责研发、销售和整体方案提供与维护。与此同时，和银行有一定接触的各地经销商，在产品推广上也功不可没。
2008年，公司已与全国近4万家银行营业网点合作，12万套指纹认证仪全面投入使用，公司市场份额达50%以上，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周军说，“中国300万个银行柜台，每个柜台一名柜员，就是300万个指纹，光设备费就有30个亿。”
2007年9月，周军又开发出供银行外部客户使用的“指纹银行”系列产品。由于是银行对外增值服务，为了开源节流，银行无一例外，统统避而远之。奔波数月后的周军突然获悉，唐山市商业银行从2006年起，策划打造“银行城市一卡通”项目，让市民的各种缴费和存取款凭一张卡达成，却由于技术门槛过高，迟迟未能上马。
周军欣喜若狂，马不停蹄赶往唐山商业银行，为其出谋划策，“一卡通不如一指通”。而唐商行方面为了与其他国有银行差异化竞争，在周军进行了大量游说和测试后，7月，全国第一家指纹银行正式投入使用。
随后，周军又开发出一系列商用和民用指纹产品，在今年9月25日第十六届金融展中，被推上万众瞩目的最高宝座。会议结束时，光大银行行长对周军说：“你们的‘指纹银行’是本次展会最大的亮点。”而这句分量十足的盖棺论定，使得此前已与风投有所接触的天诚盛业，再次被二十几家嗅觉灵敏的风投包围。
实际上，指纹银行非风投所青睐，而是下一站――指纹支付。周军说：“有了它之后，出入酒店、超市、商场等，不用携款带卡，只需带上我们的手指即可。”殊不知，今年年初周军便以运营商身份频繁接触高档消费场所，收集其对指纹支付的可行性判断，“我们就像银联，又不是银联。我们提取的服务费更少，但效果会更好！”
目前，周军正全面打造与指纹支付对接的操作平台。“如果这条路能打通，收入认证中心的指纹将远超300万个，而销售额则会变成一串天文数字。”
银行一周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为促进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促进人民币周边区域化，提升云南、广西两省区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动沿边开放实现新突破，2013年11月20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办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为认真贯彻《总体方案》，用足用好国务院给予云南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2013年12月3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出台，实施意见明确了试验区建设要坚持“创新突破、先行先试，风险可控、稳步推进”的原则，力争实现1年全面启动实施、2年重点突破、3年取得明显成效的工作目标。围绕总体方案提出的10项主要任务，实施意见提出了实施推进的重点任务36项，要求制定实施细则的任务分解28项，突出2014年重点突破任务40项，并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据人行昆明中心支行副行长、云南省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刘莹介绍，为进一步做好《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人行昆明中心支行和云南省外汇管理局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及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推进建设云南省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统领全省人民银行贯彻落实《总体方案》各项工作，有效加强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二是迅速召开了推进建设云南省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全省人民银行扎实推进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三是对《总体方案》和《实施细则》认真研究梳理，将由人民银行负责推动的工作整理为39项，形成《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细分了各项工作任务，明确了相关的工作责任，有效确保了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的有效落实。四是组成多个调研组分别奔赴德宏、红河、普洱、文山、临沧等沿边州市基层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准确掌握沿边州市经济金融的发展状况和实际需求，研究并确定沿边州市经济金融发展急需、近期能够突破的政策措施，提出具体实施办法，确定了全省人民银行2014年创新农村互助担保机制和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加快推进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探索开展跨境个人人民币结算试点、简化外债登记程序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程序等10项重点工作，争取《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能够开好头、起好步。五是针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任务分工，结合云南实际各项逐一研究制定了对应的具体措施、完成时间应取得的成效，拟定《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关于推进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5年规划》，为推进云南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工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悉，为加快推进步伐，人行昆明中支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创新，稳步促进跨境金融合作。拟制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办法、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管理办法，推动境内银行为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业务。畅通现钞出入境通道，并稳步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的跨境使用。推动试验区金融机构柜台挂牌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货币汇率的直接挂牌，逐步实现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货币的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监管协作和信息共享，不断提高跨境金融合作成效。
二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沿边金融服务水平。完善人民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跨境支付体系，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渠道。加强与周边国家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合作，积极支持银行开立境外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办理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拓宽支付结算渠道。稳步推进非现金支付工具在沿边地区的使用。鼓励银行和支付机构创新支付服务手段，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
三是大力推进服务便利化，提升市场参与度。围绕“优化政策环境、推进服务便利、提升服务效率”的原则，简化手续，减少审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积极支持和满足云南省工程承包、技术合作企业的境外账户开立、资金境外存放、外币现钞提取、携带出境等需求，同时，为境内外个人合法资金的汇入、汇出提供便利化服务。
银行一周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周学熙，金融机构，超地方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19-08
周学熙，乳名元瑞，字辑之，号定吾，六十岁以后别号止庵，又号松云居士，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官僚家庭出身。周氏为清光绪年间举人，历任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后擢升直隶按察使、农工商部丞参；
民国初年，曾两度官居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周氏是由官员实业家转变为商人实业家的。清末民初，他先后创办近二十家民办和官民合办近代企业，其中，有的企业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如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永宁保险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及久安信托公司等，形成了一个资本总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周学熙实业集团，周氏由此成为我国北方实业巨子。在近代中国实业界，因周与南方实业巨擘、江苏南通状元实业家张謇齐名，被戏称为“南张北周”。
1900年庚子兵燹，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列强对津埠大肆烧杀劫掠，百业凋零，金融业遭遇尤惨，当时津城官民办的“银钱号三百余家、票号三十多处”，如同其他市肆、民宅一样，均被抢劫一空，造成“百业摧残，钱业之倒闭者约百余家，此为钱业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击”。尤其是北洋机器局造币厂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致使制钱停铸。国内不法金融之徒趁火打劫将原制钱熔销出洋或化官钱铸沙钱，津市银根竭蹶，沙钱充斥，商业萧条，物价升腾，民不聊生。同时，由于清廷支付“庚子赔款”，国库罄尽。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曾奏请清廷为天津“拨银数百万两维持市面”，但户部“无款可拨。地方还要负担清廷分配的以抵赔款之不足的摊款，天津已沦为财匮民穷之地。1902年，周学熙到津受札委总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天津官银号(初名平市官银号)。1903年，周作为地方官吏有幸东渡日本专门考察“工商币制”长达两个月，亲身感悟到了“金融机关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的真谛，这使他成为我国较早接受资本主义金融思想的封建官僚之一，也促使他对一手创办的两个孪生封建官办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具有近代资本银行色彩的改革举措。本文试就这一少有现象做一探究，以期揭示周氏这些改革举措，虽发生在地方机构，但在20世纪初年间，为整肃津埠及华北金融秩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推动封建金融业的近代化却发挥了“超地方”的作用，在我国近代金融转型史上具有一定影响。
一、两个金融机构运用近代银行职能，平抑了津埠“钱荒”和津京地区的银钱市价波动
(一)两个金融机构“尽铸尽放”铜元，匡助了津埠地区罕见的“钱荒”。为“赶速筹铸铜元”，救助津埠地区“钱荒”。1902年7月，周学熙上任伊始就着手在无厂房、无设备、无资本、无机匠的“四无”情况下创办银元局(含铸币厂，下同)。没有厂房，就庀工鸠材，择定一个佛教大悲院的废墟上建设；
没有设备，就拆卸被八国联军毁坏的修械厂和造币厂的旧机器加以改造使用；
没有铸本，就息借商款银1169464余两；
没有机匠，就礼聘他的岳父(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在旅大督修船坞时的技术人员李祥光等人。为了“鼓铸之成功”，周经过“精心构思”，召集工匠日夜开工，仅用72天，就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其规格、价值可抵制钱十文、五文和二十文三种。“因诧其神速”，周被袁世凯“推为当代奇才”。1903年4月，周不满足于“二年以来，渐臻成效第，制钱奇拙，铜元行销日广，核计所出，仅足以供给津埠”的目的，在当时铜价暴涨，铸造铜币已不能获利的情况下，依然开辟“尽铸”渠道。为“加工添铸”铜元，提高铸币质量，周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原铸币厂基础上购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铸币设备一美制铸币机；
二是面向社会“招选新徒二百名”，采取从老厂抽调熟手，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掌握新设备的匠徒；
三是，为严格考核新老厂员司、匠徒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订生产指标，实行量化管理。“将各厂分别日期先后，酌定正工加工数目，严饬各该厂员司、匠目认真督率办理”。并按指标完成情况，兑现奖惩。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由原日产铜元330600枚剧增到一倍以上。为“尽放”铜元，周创办的另一个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将北洋银元局拨解来的全部铜元，会同司道与商务公所，遴选殷实可信钱铺40家，“取具连环保结承领”，通过他们直投市肆，以“接济市面”。当时商民苦于流通制钱匮乏，见银元局所铸铜元小巧玲珑、式样新颖、携带方便，咸乐于使用。两个金融机构“尽铸尽放”铜元，迅速扭转了津埠“钱荒”局面，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同时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到1907年“尽放”区域由津扩大到京、保、鲁、晋、奉(辽)、吉、蒙等三十二个省市。
(二)两个金融机构以信用为依托的职能传导，平抑了津京地区银钱市价波动。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元局在迅速扭转了津埠“钱荒”局面同时，也因管理精善，获利浩巨。北洋银元局自开办起至1907年3月止，总获利银1934631两。重利所在，趋之若鹜。于是各省督、抚纷纷建局开铸铜元，于是出现了竞相滥铸铜元现象。当时受来自埠外“质杂、价贱”铜元的冲击和银贵钱贱影响，造成北洋铜元在市面“壅积塞滞”，银价上涨，铜元贬值。一是江浙铜元行销。浙江巡抚聂缉规鼓铸铜元，为广筹销路，以厚利吸引商人持银领兑铜元，并发放护照，经海上和陆路行销天津和别省。二是韩国铜元私人。日本侵略朝鲜后，强行以本国镍铜币替代韩国红铜元流通，“韩国每一银洋换红铜二百数十枚”。而“每二十白镍当银洋一元”，照此换算，200个韩铸红铜元只能兑换20个日本镍钱。由于韩铸红铜元与我北洋当十红铜元相似，韩商为逃避亏损，与沿海华商勾结，将韩国红铜元私运入我烟台、上海、盐城等地，并源源涌入津门。与“中国新铸当十红铜搀杂混用，每百枚换洋一元。较之在韩二百数十枚，其利倍蓰有余”。三是银贵钱贱。银价上涨，北洋铜元贬值。清代实行银与钱并用、大件商品支出以银为主的制度。受此影响，商民常常以铜钱到钱铺(摊)兑换银两，蒙受“贴水”之盘剥。清初，钱与银的比价基本是每10文当银1分，1000文当银1两。钱对银每千文“贴水”率为30％～50％。到了清末，由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为
补偿贸易差额外流白银竟达一亿两之多，导致了“内地银两短绌，银贵钱贱”现象。直隶银价暴涨，1600文兑换银1两。“贴水”率也增到100％，甚至200％。银价高涨和钱价下跌扰乱了中国的货币流通，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就农民而言，他们出卖自己的血汗劳动得到的是铜钱，而完粮纳税则必须缴白银，以钱兑银则当十铜元尚不及六、七，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实际负担：就市商而言，进货支付以银计，而售货进款却是铜钱，一出一人亏折甚大；
工人受害更甚，每人日获工资“小钱一个而不能及杂粮一斤”，而衣食、住房、赡老养小之费，皆取于此。鉴于当时江浙、韩国劣质铜元大量流入津埠，以及受银贵钱贱影响，引发了地区间银钱价此低彼昂的波动，如1903年，“京市每洋一元易铜元九十余枚，天津则换八十余枚”。
在北洋铜元信用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两个孪生金融机构以信用为依托的职能传导，有效地调节市场货币需求。又凭借官办之有利地位，采取捍卫北洋铜元的币值和信用地位的作法，起到了平抑“银钱市价”的作用。主要有：1.统一津京两地铜元兑价，增加京师投放。北洋银元局开夜工加铸铜元约数十万元，免费运京，增加京师铜元投放量，以“先疏其源，而活其机”；
天津官银号则在京津设公估局，“按日牌示铜元市价，备与津市划一，以杜流弊”。2.商民持北洋铜元，可不受清代征赋历来不收制钱，只收银两的陈规束缚，准以铜元交纳粮税。3.在津设立银市，开立钱盘，以平市价，并颁发告示。规定：铜元无论兑换银洋，或购买物品，一律按当日市价及铜元所刻抵制钱面值作算。如有因用铜元高抬物价，或折扣铜元者，查出从重罚办，从而控制市价，确保铜元币值。4.协助有关部门对埠外劣质铜元流入，采取“查拿私运，以绝来源”和对入津外地客商、旅行者，限携带铜元两千枚。超出者，采取劝令运回，或扣留充公处理等强制手段。两个孪生金融机构采取的上述措施，北洋铜元币值又得到恢复，银、物市价颇得其平。据当时对津京两地的调查，天津工人家庭支出中使用铜元率为78.3％，京师平民使用铜元购买食物率为70％。
二、两个金融机构采用的币制和人事管理改革，推动了封建金融业的近代化
(一)币制近代化改革。周建立北洋银元局，收归制钱改铸铜元，除了有打击帝国主义洋商和国内金融奸商的破坏、挽救钱荒的重要一面之外，还有推进币制改革的一面。清代铜元和制钱虽都为铜质辅币，但铜元比制钱又近代了。
其一，铜元较制钱单位重量轻。据史料记载，清户部所铸最轻的有孔制钱“咸丰重宝”，直径34毫米，内孔见方7毫米，重13.25克，如果按照清代规定的制钱单位一千文为一吊折算，每吊钱为2.65市斤。而铜元比制钱的单位重量就轻多了。如，光绪年间，在华北地区流通最广的当十文钱的北洋铜元，直径28毫米，无孔(以区别于制钱)，重7.8克，每斤64个，如果折算成制钱的话，每吊钱是1.56市斤㈣㈣，比“咸丰重宝”每吊钱轻1.09市斤。当时，直隶官府为捍卫北洋铜元的币值和信用地位，明令：“无论用何等铜元(笔者注：北洋银元局鼓铸铜元分三等，第一等，每枚当制钱二十文；
第二等，每枚当制钱十文；
第三等，每枚当制钱五文)，均须照铜元面上所刻当二十、当十、当五字样，一律照制钱作算，不得互有参差。”可见，北洋银元局改铸铜元一举，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货币由称量货币制度向计量货币制度发展。
其二，铜元防伪技术有一定提高。清代制钱沿袭明代，是由“官炉所铸的方孔年号铜钱”。制钱虽为官铸，但仍为鼓铸，其生产工艺和设备较为简单，极易被仿冒私铸。光绪年间，因铜价上涨，官铸制钱逐渐减少，甚至闹起钱荒，私铸制钱却盛行。私铸者“多以大砖叠叠为炉，以沙罐熔铜”鼓铸劣质制钱，商民称之为“砂钱”。如此铸“砂钱”，私铸者可不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河内船中、山偶、村庄和庙宇等随处鼓铸。虽然，清律严刑禁止私铸制钱，但由于“砂钱”有乱真的功效，加上官铸制钱的稀缺，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竟发展到“今之市肆，砂钱与官板同一使用”的地步。而铜元“是清末光绪年间，各铸局使用机器制造以银元或制钱为单位的无孔圆形铜币，是为中国从旧范铸钱迈向机制铜元的币制阶段”。铜元较制钱近代化的根本区别在于使用机器，制钱由人工鼓铸，做工粗糙；
而铜元则为机器冷镦出来，做工“精致整齐”。北洋银元局为提高防伪技术，不惜斥巨资，从美国购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铸币机制造铜元。该局机制铜元，不但小巧玲珑、式样新颖和携带便利，而且，更重要的是“铜元之机器，成本既重，作伪亦难”。
其三，铜元规范了“找零”钱。清代规定制钱单位分为：五文、十文、百文、千文(一串、一吊、一贯)、一卯(一万二千串)等，制钱最小的单位为五文钱。而在现实生活中，五文以下的找零制钱，却以“竹片”和“纸条”代充，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北洋银元局充分利用机器技术优势，“按照铜元式样”，研制出一文小铜币，代替找零用的“竹片”和“纸条”，成为当时北方最先币制改革的尝试。一文铜元的铸出和发市行使，从币型和防伪技术上都规范了“找零”制钱，这在币制改革史上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周是较早灌输资本主义“法币”思想的封建官僚之一，他不但注重利用先进技术改进铸币，不断提高铜元的科技含量，更注重依法管币。周认为，一文铜元如果不加严定限制，任意滥用，也容易给不法之徒提供收钱熔铜、牟取暴利的机会，重蹈制钱的覆辙。为防流弊，1903年，北洋银元局专门为一文铜元的发行和使用颁行了五条配套章程。大体是：1.一文铜元背面铸明零用一文字样，系每枚当制钱一文，专为找零而用；
使用限定在一至四文范围之内，五文及其以上的，不得使用此铜元，仍需用当五、当十、当二十等铜元。2.凡兑换银洋，准以此一文铜元与制钱一律搭找尾数，但最多不得超过5％。如，当十铜元一百枚，准以此一文铜元搭付尾数，最多不得超过五枚。3.凡购买零星物件，价格在四文以内者，准用此一文铜元抵制钱，一律计算，不得因此故意低昂物价，企图打折扣。4.一文铜元，系与制钱相辅而行，凡交易兑换找付尾零时，是否用一文铜元，还是用“竹片”、“纸条”，应尊重事主意愿，不强行使用一文铜元。5.为维护一文铜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严刑禁止翻砂伪造私铸。
(二)内部人事管理中的近代化改革。周学熙能使两个孪生金融机构运用近代银行职能有机传导得以发挥平衡金融市场的杠杆作用，拯救直隶地区“钱荒”，综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周在两个封建金融机构内部革除封建管理的陋习，推行人事管理的近代化改革，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值得研究。
其一，用人讲条件。资本主义因素越是发展和强化，封建主义成分就越受排斥和削弱。周创办的两个孪生金融机构虽为封建官办，但为使其趋于近代化，在用人问题上，他力避封建官办机构中囿于乡土观念、偏重经验阅历的用人制度的陋习，竭
力主张“参仿日本办法，选招聪颖子弟”的用人新模式。他的所谓用人条件就讲“才学”，无论贵贱贫富、官员百姓一视同仁，择才任用。借此将那些不治经济的颟顸腐儒和不识时势之变革、不知外部世界为何物的封建耆老拒之门外。1903年12月，北洋银元局作出一项规定，凡局内各厂担任副匠目及其以上职务的人员，必须具有该局附设图算学堂颁发的高等学徒卒业文凭。这个文凭的取得并非轻而易举，要历经三年寒窗苦“每年六、腊两月底考试一次，三年期满大考，平日分数统计其及格者，给予卒业文凭，不及格者，分别留学或降充工徒”。而天津官银号不仅对号内正式人员定编、定岗、定责，推行科学管理，而且对入号委员及其以上领导职务人员都有明确的任职条件，并且公开化。在裙带风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周却在这两个旧式地方金融机构里实行如此透明的用人之举，吹起“任人唯贤”之新风，不能不说明当时的周已具有近代用人理念，无疑是20世纪初兴起近代化管理思潮的一座丰碑，对人们心壁的撞击和震颤远远超出了地域。天津官银号入号委员以上的领导职务等级分为：总协理、董事(为领袖董事兼查账员)、总副商、委员。他们具体任职条件见表1所示：
其二，赏罚有政策。两个孪生金融机构诞生于封建社会，当时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机构主要还是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尚处于萌芽阶段。而周借鉴日本先进的管理方法，却尝试用先进的赏罚严明政策取代落后的工头制。在北洋银元局，他对该局高等学徒学习和正工生产情况的优劣都订有赏罚规定。高等学徒在学阶段：“不及格者，分别留学或降充工徒；
一学徒卒业得有文凭者酌给薪资，派充各厂副匠目”。并且不看出身门第，屏除封建官场习气，为所有“勤奋出力”的人提供升迁机会，副匠目可渐次提升正匠目、总匠，以至管厂司事委员。同样，为调动人员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北洋银元局在对厂内正工核定生产指标基础上，对“做不足额，即将该厂员司及匠徒议罚。满额者，照章派分花红；
能逾额者，记功优奖”。在天津官银号，周又把赏罚机制纳入工资管理，根据职权范围，他将号内员商的月薪按职俸、功俸和资俸三部分构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结构工资尝试。从表2可看出，天津官银号实行的月薪结构工资十分具体和规范，特别是“功俸”一项，每一职位都有三个等级，不同职位不同等级又有不同奖额，这种标准化的奖励工资，防止了奖金发放的随意性，杜绝乱奖现象，这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其三，运作靠规章。周深知，金融机构作为信用机构，其运作必须严格依章而行。他运用在日本考察“工商币制”所得，针对旧金融机构的“官家旧法”诸弊端，在吸取日本等国金融企业规章之所长后，为两个金融机构拟订了《北洋银元局遵饬核议铜元办法详文并批》《银元局请饬天津府县示晓商民行使一文铜元详文并章程》《北洋银元局招考高等学徒并章程》《天津官银号总章程》及《天津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等，这些规章既明确了两个金融机构的工作宗旨、法律地位、机构组织、人员职责、收益分配等重大改革问题，又明确了像金融工作纪律等具体问题，从重大问题到具体问题都考虑周密，使之有章可循。从大的方面讲，《天津官银号总章程》共14节。第二节规定宗旨：意在维持市面，振兴实业。第三节规定资本：暂以200万两为额，另筹备资本200万两，由本号筹措或向各局、所借拨。根据宗旨，相应地在第八节中，规定营业范围：甲、各种存款及放款，乙、贴息更现，丙、汇兑，丁、兑换银钱，戊、行使银洋各票，己、永久不坏货物妥实抵押。这就将原官银号单一的机关银库性能转变为近代银行化，具有重大改革意义。从具体方面讲，《天津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包括《总规则》二十二条、《友徒规则》二十条、《分号规则》二十二条、《行使银洋票规则》十四条、《班期川资、假期时限规则》两条。如规定：自总理以至委员，概不准在号中浮借银钱，倘有借端为难者，许总商查夺；
总商以下，亦不准浮欠并担保钱账目，凡有往来之处，亦不准浮借、赊欠，并招摇生事。一经查出违犯铺规，即令出号，倘有亏欠，由总商著落保荐之人或字号赔补。自总商以下，凡在号者，俱布衣，步履，不准学奢华习气，遇有在外应酬，亦许更新数件，号中更不得设备烟具。又规定：在号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可与他人闲谈，即在休息时，亦不可高谈纵论，扰他人不安。友徒内有曾受过国家栽培者，如犯规开除出号，均须追缴以前在堂学费，以杜规避，而儆效尤。
三、两个金融机构突破旧的服务宗旨。为“兴工振商”提供支持
周学熙创办的两个孪生金融机构当初也像其他封建金融机构一样，其宗旨只为官府军政服务，起着清朝“省库”的作用。1903年，周考察日本感受最深是，日本作为“区区小国能自立于列强商战之世”，主要得益于银行对工商业的支持。为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周归国后，立即对两个金融机构宗旨作了修订，明确提出为“维持市面，振兴实业”服务的宗旨。在这一新宗旨的指导下，两个金融机构在确保为北洋军政提供所需资金的前提下，采取资助或吸取、运用近代西方银行的一些基本职能，扶持华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兴工振商”提供金融支持。
(一)北洋银元局资助工商业，主要体现在人、财、物三方面。
1.投入人力和物力，资助北洋劝业铁工厂的开办和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周受日本明治维新兴学校、办工厂的影响，实现他“非自设造机器之厂不可”发展民族工业的决心。周从银元局划出机器厂房9间、木样厂房2间、熟铁厂房3间、翻沙厂房4间、电镀厂房1间、另建铆锅披厦2间筹建北洋劝业铁工厂，供该厂设机器科、木样科、翻沙科、熟铁科、电镀科、铆锅科所用。同时，周又从银元局之机修、翻沙、铸铁等车间，抽调娴熟匠目4名、工匠66名，支援该厂。在银元局的鼎立资助下，该厂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仅开办一年半的时间，已能生产、制造的产品包括锅炉、汽机、汽剪、汽锤、汽碾、车床、刨床、钻床、铣床、起重机、抽水机、石印机、铅印机、压力机、织布机、火柴机、造胰机、榨油机、磨面机、棉花榨机、喷道洒水车及美式天平等几十种。
2.投入铸币盈利，资助津京工商业发展。北洋银元局从1902年6月创办至1907年3月归并清朝户部前，4年多时间铸币共赢利银1934630余两，上缴后余额623851两。周将上述余额的50.13％用于资助工商业的发展。北洋银元局1903-1907年资助工商业情况见表3所示：
(二)天津官银号吸收和运用近代资本银行的一些基本职能，扶持华北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在天津官银号内，开设商业贷款和抵押贷款新业务。
1.开设“储蓄业务柜”，经营官民存款业务，把公帑、个人货币收入及其积蓄转为资本，为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积聚资本。周一方面把积压的库款变活，即将官款暂存储于“储蓄业务柜”生息。天津官银号的资金“均系挪拨各局库待支之款”，
也就是财政性存款，不是信贷资金，因为它只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银库机构，而不是近代化银行，它没有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信用中介的职能。如何使“待支”之款，也就是暂不动用的“闲置”资金，使之与工商业联姻发挥“闲置”期的“余热”，“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周经过对天津官银号一番整顿、改革后，使该号成为既是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机构，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具有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信用中介的职能。于是，周将各衙门“待支”之款，以及利用掌管北洋银元局铸币之权，从银元局每年铸币的余利款项中，扣除的库平银(笔者注：每库平一两约合当时关平即海关收税所用之称一九钱八分七厘二毫)四十万两，连同利用掌管长芦盐运使之权，从“盐斤加价六文”的多增收入中，由藩司、长芦运库及永七盐务局每年分别摊拨库平银30、35、15万两一并拨人该柜，予以贴息；
再以信贷方式，概以薄利5厘贷给津市商人，兴办企业。由于给财政性存款以贴息，北洋各衙门岁人经费与往来款项，愈来愈集中于官银号，积累了大量资金。
另一方面除了靠公帑积累资本外，还开办储蓄存款，吸收民间闲置的小额资金，积少成多。马克思对开办储蓄存款的作用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1905年，天津官银号在其东侧附设门面，开办“博济储蓄银号”，兼营办理储蓄存款业务。为了方便社会各行各业人士的踊跃存款，该号特制订了四类存储方式，即分为整存整付、整存零付、零存零付、零存整付，为争取更多的存款。把最低利息提高到4厘，并规定凡存期在半年以上者，按周年5厘行息，以鼓励定期、长期之存款。不仅如此，该号还开办有“修学预备储金”、“学资储金”、“婚嫁预备储金”和“养老储金”等专门存款。如“修学预备、学资储金”规定：无论男女，自生之一月起，每月存银洋1.71元，满16岁可付还银洋500元，作为学费；
“婚嫁预备储金”规定：无论男女，自生之本月起，每月存洋1.47元，满20岁可支付银洋600元，作为婚嫁用费；
“养老储金”规定：男女在少、壮之时，每月存银洋2.45元，20年后可得银洋1000元，作为养老之资。为广泛招徕社会存款，鼓励人们消除疑虑踊跃存储，天津官银号在《北洋官报》上大登广告，明定从一元存起，欢迎小额储蓄，“专为平民集资，可以维持风俗，保全良善”，并且保证对此“必须永久护持，将来无论官家如何更动，此项存款务须妥为安置，必不可失信于人，致伤民气”。待风气日开，存款踊跃，还将仿行“日本储蓄债券，设彩抽竿办法，以广招徕”罔㈣。博济储蓄银号《章程》还规定，凡工、农、兵、学、商及各公共团体集体存储本银号者，无论长年或短期存款，其利息除按周年5厘行息外，还格外加厚6毫。结果，除社会私人存款以外，大量公款存储也蜂拥于该号。从其“日清流水总账”之账式名目中，虽然我们看不出存款的总额数，但是可以看到各衙门局所与各大企事业争相存款的账目，又可以看到众多的支付利息账目。如，天字总账，系经营各官款的账目，有支付长芦运库日息账、公款存银账、官本息利账、支应局局费账、支应局日息账、支应局来往账及曾公祠账等；
地字总账，为工商企事业账。其中有漠河矿务账、钱行与盐务借贷账、恩成公柜账、启新洋灰公司账，等等。总共多达55种账目。由于大量岁入公帑的拨储和各类公私存款的开办，天津官银号的财力日丰。到1910年(宣统二年)9月，该号改组为直隶省银号之时，除拥有1，024，442元资本外，还拥有185.5万余元之存款，312.53万余元之放款，23万余元之现金，8033万余元之财产，70.64万余元之有价证券。天津官银号能运用近代银行的存款手段将官民游离出来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为投入社会再生产(其特征是扩大再生产)积聚丰厚资本，同时，也使资本获得最充分有效地运用。无疑，为天津和直隶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壮大起了资金保证作用。
2.开设“商务柜”，经营信贷业务，把积聚的存款贷放出去，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丰厚的资金。天津官银号存在期间仿效日本银行、通过商业信贷挹注于官、商企事业的情况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天津官银号为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除了一小部分款项为无偿拨付外，所放贷款颇巨，而且都是无息或低息的(笔者注：当时社会借款利息一般为8厘至1分2厘)。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12笔中有8笔是贷于私人工商资本业的，表明周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斜立场。
银行一周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巴塞尔III；
顺周期性；
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YJC790197）；
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YBA089）；
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费项目（2011185）
作者简介：王忠生（1978―），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
一、引 言
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进而席卷全球各大经济体，不少银行因此遭受重创或破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现有银行监管制度的反思。其中，旧巴塞尔协议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却忽视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合成谬误”的缺点被人广为诟病。巴塞尔协议III针对原有资本监管具有的顺周期性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提出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关注，改善和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建设。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引入和运用逆周期性缓冲资本实施逆周期调节，以减轻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增强银行体系在经济恶化时期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减轻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构造适合我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框架和工具是我国当前推进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措施的总要内容。在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背景下，银行业通过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水平，缓解银行体系与现有监管手段的顺周期性问题，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指标选择的问题上，Repullo & Saurina（2009）运用西班牙工商业贷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GDP增长率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是其三种判别方法中确定逆周期乘数的最适当选择[1]。Drehmann et al（2011）等比较了众多可能的经济变量，发现信贷/GDP比例在指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时效果最佳，它对金融危机前风险累积的阶段有较好的识别作用。而其它指标比如信用价差，在释放资本缓冲阶段效果更好[2]。Edge & Meisenzahl（2011）通过研究美国数据发现，如果考虑产出缺口，对信贷/GDP比例缺口指标的事后估计与产出缺口同等大小，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信贷/GDP缺口指标的趋势估计是不可靠的，错误的估计可能导致实时信贷的错误削减[3]。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效果上，Gabriel et al（2012）等利用西班牙信贷数据研究了以信贷/GDP比例指标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发现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具有平滑信贷周期的作用[4]。李泓文和罗猛（2010）、田宝和周荣（2013）研究表明信贷/GDP指标对是一个较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判断指标[5-6]。邹传伟（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显示，逆周期资本缓冲具有降低银行破产概率和缓冲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影响的双重效果，但需要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等协调使用，才能更好满足应对信贷顺周期性的要求[7]。阳，刘志洋（2004）研究分析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认为不应仅仅依据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方法和挂钩变量，而应该结合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进行整体设计[8]。本文在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1996年到2013年的中国金融机构信贷和宏观经济数据，对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中国运用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运行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经济周期，体现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扩张、衰退、收缩和复苏循环发生，周而复始的宏观经济波动过程。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经济，金融系统也存在着周期性，突出表现为萧条时银行信贷收缩与繁荣时信贷扩张的特征，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体系的波动，体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9]。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指在时间维度上一种金融体系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动态正向反馈机制，它体现为经济繁荣与金融体系扩张相互促进，经济衰退与信贷收缩交织叠加，从而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广泛应用，金融机构和整体经济运行越来越密切相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以及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以及外部评级等的顺周期性效应共同作用，成为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危机的发生机制开始着手，寻求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有力措施。
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和旧巴塞尔协议可能加强顺周期性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BCBS）于2010年12月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文本，提出了全球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在坚持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提出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其中关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与Basel III一同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巴塞尔委员会阐述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模型与方法，提出了0～0.25%逆周期资本要求，为各国监管当局制定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提供参考标准。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其目的在于使银行体系在总体信贷过度增长时积累足够的逆周期资本，从而在信贷周期反转时能够对银行的损失进行吸收。从银行业的实践来看，理想的逆周期指标应当符合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指标要能够体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程度；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行期能够依照逆周期指标积累适度规模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在经济下行至萧条期时能够对该资本进行合理有序的释放[10]。国际清算银行（2010）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指标变量进行了分析，在综合比较分析总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增长、实际信贷增长及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实际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银行（税前）利润与（总）损失、利差等系列指标变量后指出，信贷/GDP指标对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PA）能较好地满足上述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所有考虑的指标变量中最合适的。因此《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建议将信贷/GDP指标作为各国逆周期超额资本决策的参考基准[11]。
对于使用何种方法来计算GPA的长期趋势值，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计算方法为H-P滤波法。Hodrick―Prescott filter（H-P滤波）为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商业循环时首次使用，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的标准数学工具，具有可对近期数值给予更高权重的优点。利用H-P滤波能够分离出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平稳序列的数据。假设 为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时间序列，其中 是趋势成分， 是波动成分。HP滤波法从 中将 分离出来，来分析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
上式中 为平滑参数，随着 的增大，估计的长期趋势线会逐渐变得平滑。在平滑参数的设定上，巴塞尔委员会经过实证研究认为， =400 000为合适的取值。在信贷/GDP指标的计算方法上，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算步骤为：第一步为计算私人部门总的信贷/GDP指标；
第二步为使用高平滑参数（ =400 000）的单边HP滤波法，计算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
第三步为利用上一步的偏离度 计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比例。当 低于特定的临界值（L）时逆周期资本为0，当 大于等于L时开始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的提取随着 的增长而线性增长，当 达到上限临界值H时，逆周期资本达到最大值。巴塞尔委员会分析后发现，L=2和H=10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中国银行业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指标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作为信贷指标，同时加入有价证券投资组成广义信用。选取四组信贷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一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
二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的广义信贷总额（人民币贷款余额加上有价证券投资）的季度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从2002年开始，对信贷总额分人民币信贷总额与外汇信贷总额进行了区分。本文也采用了本外总额这一口径的信贷数据。分别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
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广义信用信贷总额的季度数据。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步骤
1.根据BCBS（2010）的设定方法，先计算每一期总信用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
公式中 为t期的名义信贷余额， 为t期的名义GDP。由于季度GDP作为宏观经济数据在平稳性和可比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在此将季度GDP数据转化为了年化GDP数据。
2.使用H-P滤波分析法估计 的长期趋势值 ，然后计算出 的缺口 。本文使用Eviews7.0对 进行H-P滤波分析，计算信贷余额/GDP指标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
3.运用BCBS（2010）所规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当年的 缺口的关系式得出银行在各年度所适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当偏离度（GAP）低于下限2时缓冲资本为0，GAP大于上限10时计提2.5%，而当GAP介于下限2和上限10之间时GPA每增加1%，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比例上升0.3125%，运用Eviews7.0测算出1996年至2013年各个季度，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与广义信贷总额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提取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1.不同信贷口径下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
通过对比以上四种不同口径的信贷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共同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为：（1）1998年到1999年；
（2）2002年至2005年；
（3）2009年至2010。
2.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原因分析
（1）第一阶段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期，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重大外部负面冲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形成宽松的信贷环境。此阶段为经济低迷到逐渐复苏的时期，从测算结果来看，在四个不同信贷口径下，此阶段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水平整体体现为很低或者直接不计提。当然，监管当局不能以这个单一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可以结合其他备选指标来加以综合判断。
（2）第二阶段是从2002年到2005年，这一期间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我国加入WTO的效应初步显现，进出口顺差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经济开始加速发展，GDP增长率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规模大幅度增加，带来了能源交通运输供应紧张，部分地区、行业投资过热和外资流入过多等问题，出现了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这一阶段逆周期资本缓冲也达到了上限2.5%。
（3）第三阶段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0年，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增加较快，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等风险敞口大幅增加，带来系统性风险增加隐患。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计算规则，需要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
（4）比较各项贷款总额与广义信用贷款总额所对应的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未加入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前的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从1998年到1999年计提结束后归为0，下一阶段到2002年才重新开始计提。但考虑到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后为：1999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这一段时期连续计提期间。经过研究后发现，不同口径下计提期间出现偏差的原因是因为在1999年至2002年，此期间我国银行业有价证券投资大幅度增加。
（四）结论与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可能面临的挑战
根据上述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并发现巴塞尔委员给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模型在中国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
1.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GDP指标是反映经济状况、衡量资本缓冲积累一个较好指标。但由于我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呈现较快增长的上行发展态势，缺乏完整的经济周期来验证信贷余额/GDP指标在经济下行阶段是否也能发挥出相应的判断预测作用。
2.H-P滤波分析所获得的长期趋势值会受到不同数据样本区间的选择的影响。在本外币信贷余额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的区间为1996年2013年，但由于我国从2002年期才开始对外币信贷余额进行单独统计，实则本外币信用余额的有效区间为2002年到2013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考虑进外汇因素后，本外币信贷余额2009年至2010年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人民币信贷余额部分应计提的资本缓冲数值差距较大。
3.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要形式，但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进程和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最新趋势来看，以银行作为中间人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将逐渐转变到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上去，金融体系的这一结构性转变将给信贷余额变量的统计带来挑战并将影响预测效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信贷快速增长时期计提逆周期缓冲，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防止贷款过快增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更好地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使用信贷/GDP指标时应合理配合其他经济指标。尽管信贷/GDP指标为监管当局计提逆周期资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作为单一指标有其局限性，需要综合考虑更多的辅助变量指标，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可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监管当局在信贷/GDP指标基础上，通过参考其他辅助指标，例如银行利润和损失、利差、房地产价格指数等，才能更为科学地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与释放。
（二）以系统风险变动作为衡量标准并考虑统筹各项资金运用。运用信贷/GDP指标作为衡量指标时，应综合分析该指标的变化是否能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情况。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与系统性风险积聚并不存在完全一致性，例如在信贷总量高速增长与信贷只在特定领域的快速增长而总量不变的不同情形下，在判断标准与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上存在明显差异。监管部门应对监管指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判断。同时，在运用信贷总额数据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分析时，还应考虑到不同口径的信贷量影响的差异性，统筹考虑不同口径下的各项资金运用情况。在金融国际化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本外币口径的数据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三）将逆周期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首要目标是利用逆周期资本实现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因信贷过度增长时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所带来的损害。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保护单个银行在压力期间具有偿付能力的同时，更要保护整个银行体系在信贷过度投放时总体上有可用资本保证信贷供给，不会出现整体偿付能力不足问题。逆周期资本的提出是为向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超额资本，提高银行体系应对潜在损失的能力。因此不能偏离其目标将其作为调控经济周期或资产价格的工具加以使用，而应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实施中与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实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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