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杨宇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共同富裕建设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发展质量不高、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①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3—25+159—160页。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进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一轮的智能革命。智能革命代表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是机器体系推动未来生产力发展的关键。②高奇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治理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78—88+162页。智能革命带来的技术积累，是促使生产关系临近奇点的重要历史动因。③刘方喜：《技术、经济与社会奇点：人工智能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重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 年第6 期，第130—137页。但是，智能革命带来的社会加速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催生出新的数字劳动异化。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利用智能革命的成果来缓解现有的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经典文本出发，研究智能革命对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尝试从共同劳动的角度对可能出现的数字劳动异化问题进行探究。
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未停止对共同富裕的想象和追求。这一观念反映了社会大众对社会不平等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在物质条件尚不丰裕的社会环境中，这一愿望仅仅是思想家的美好想象和政治家的动员口号。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解放导致的物质财富增加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①恩格斯将工业革命称赞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能”。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前提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共同富裕实现的基本规律。共同富裕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历史上的大同社会、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设想或实践最终走向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前提。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建立起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他们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的生产力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共同富裕实现的条件。马克思提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技术解放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使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很快成为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的障碍。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0页。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周转将社会有机地组成一个系统的生态结构。④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28-129.在这个结构中，异化劳动使劳动者被自己的创造物束缚。劳动者越是辛苦地劳动，他的异化程度越高。⑤对于这种异化现象，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
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
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
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本质。劳动异化形成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核心原因。在他看来，资本增殖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资本家通过占有工人的无酬劳动时间来实现资本积累。⑥马克思指出：“一切剩余价值……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1页。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增殖实现剩余价值剥削和劳动异化，从而制造了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生态结构意味着持续的资本积累存在一个限制，资本无法通过永久增长来维持资本精英的特权。⑦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pp.225-228.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剩余价值剥削使得共同富裕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难以实现。
共同富裕的理念不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思想构成共同富裕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思想家有感于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压迫，在不同维度和不同领域建立了“均平”思想。这些“均平”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得到不同程度的演化，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在实践中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均平”思想，将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意愿和价值选择。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个概念。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出现了“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样的表述，详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人民日报》，1954年1月9日。1955年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详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富强的过程是逐步实现的，而富强的结果要由大家共同享受。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以公平促效率的共同富裕观，并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均中求富为特征的共同富裕模式。
围绕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实践和目标辩证统一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进行科学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③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第4—18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共同富裕的生动的诠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理念。共同富裕的人民性体现在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阐明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建设路径，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近代以来，技术进步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挑战。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技术的快速进步导致了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这种加速意味着现代社会结构和模式的转变。⑤Hartmut Rosa,“Social Acceleration: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Desynchronized High-Speed Society”,in Hartmut Rosa,William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 Society: Social Acceleration,Power,And Modernity,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78.与技术加速并行的是社会变迁的加速。人与自然新的互动模式超过了个人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使人类社会充满痛苦和不满。⑥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4页。智能革命使社会进一步加速，并使社会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⑦Langdon 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MIT Press,1978,p.3.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了技术进步的不可控。对于劳动者而言，不受控制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加剧既有的不平等问题，并导致更为严重的劳动剥削。
首先，智能革命可能会加剧不平等。马克思对技术进步导致的就业不平等有较为乐观的看法。⑧详见《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确实沿着马克思预想的道路，不断重复着技术与人循环替代的过程。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与劳动力关系可以看出，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剥夺了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生存技能，这些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工厂进行高强度的劳动。⑨Joel Mokyr,Chris Vickers,Nicolas Ziebarth,“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Is This Time Different?”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5,Vol.29,No.3,pp.31-50.当时的技术进步并未在总体上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可以重新获得工作。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就业不平等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想。信息革命改变了劳动技能在劳动过程中的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导致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进一步降低。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收入不平等表现为国内不平等扩大与国家间绝对不平等扩大的“双峰”趋势。一些观点认为，信息革命成为二战以来收入差距被拉大的最大原因。①Finis Welch,“In Defense of Inequality”,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Vol.89,No.2,pp.1-17.
智能革命与信息革命相比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和土地在生产中的比重。随着智能革命的推进，知识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要素回报率和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智能革命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以及对职业的横向整合进一步改变了就业结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不仅对产业内部的劳动者产生影响，也对不同产业间的劳动者形成替代效应。这种替代效应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参与研发过程的高技能人员以及资本所有者都可以从技术进步中获得明显的利润。普通劳动者则成为技术替代的牺牲品，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危机。②António Osório,Alberto Pinto,“Income Inequal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The Effect of R&D Incentives,Integration,and Spillovers”,i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2020,Vol.22,No.6,pp.1943-1964.
除收入不平等之外，智能革命还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伴随着数字化福利的扩大，数字鸿沟在社会制造隐形不平等。数字化福利需要大众利用数字技术获取。个体越是拥抱和融入技术发展潮流，越是可以利用技术红利扩大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可以更容易地享受技术进步的红利，群体间的数字鸿沟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扩大。尼尔·塞尔温（Neil Selwyn）在布迪厄“社会排斥”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数字鸿沟拓展为“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看似平等开放、自由流动的数字空间中充斥了不同群体的“数字足迹”。这些足迹不仅反映出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态度和能力，也是个体物理空间中社会阶层在数字空间的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技术作为一种中间媒介，带来了差异化的准入标准以及排斥穷人的算法。③Neil Selwyn,“Reconsidering Political and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gital Divide”,in New Media&Society,2004,Vol.6,No.3,pp.341-362.基于这种排斥算法所形成的自动化决策可能会对社会福利者形成新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④Sora Park,Justine Humphry,“Exclusion by Design: Intersections of Social,Digital and Data Exclusion”,i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2019,Vol.22,No.7,pp.934-953.
其次，如果智能革命被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导的话，则可能形成新的劳动剥削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身的时代，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成为“对准资产阶级自己”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06页。的武器。智能革命通过对物质环境的改变使得劳动者不再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要目标。智能革命使劳动者对“自动化”的焦虑取代了对不平等的愤怒。劳动者在斗争中转而追求劳动环境、劳动报酬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斗争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对话和谈判。在智能革命外溢效应的影响下，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效率增加呈现出一种近似悖论的增长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关系被改变。快速创新迭代的技术进步与缓慢增长甚至倒退的社会经济同时发生。在这种缓慢增长的环境下，阶级冲突转而被种族矛盾、性别矛盾等问题分散。
特别是智能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劳动剥削进一步向全球扩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通过鼓吹新自由主义神话塑造了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的自由理念。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分析指出，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一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程度。⑥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90。全球化建立起来的全球市场扩大了资本资源配置和整合的空间范围，资本的地域限制被大大削弱。哈维进一步指出，市场化的网络将全球联合为一个经济体，并塑造了不平衡的区域分配格局。⑦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33页。在这个经济联合体中，资本对全球产业链的整合使劳动者同时面临三重冲突：国内同一产业中的劳资冲突、国内不同产业间劳动者的冲突以及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冲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工人阶级联盟。但是全球化使得劳动者与资本家、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一种复杂关系。空间属性的扩大强化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剥削能力。通过在不同地区的流转，资本可以将一国内部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矛盾，转变为由国际分工所导致的竞争冲突。同时，资本通过全球配置进一步强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家交换的二元体系，使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形成对立和冲突。在矛盾转移的基础上，资本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议价能力。斯蒂法尼亚·巴萨（Stefania Barca）指出，资本的全球化和以增长为导向的国家发展目标疏远了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劳动者在这种增长型社会中的抗争能力有限。①Stefania Barca,“The Labor(s)of Degrowth”,i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19,Vol.30,No.2,pp.207-216.作为集体的劳动者议价能力减弱，不得不通过妥协实现物质条件的改善。朱迪·韦克曼（Judy Wajcman）指出，对于劳动者来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导下的智能革命创造的最终“不是更少的工作，而是更糟糕的工作（not less work but more worse jobs）”②Judy Wajcman,“Automation:Is It Really Different This Time?”,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7,Vol.68,No.1,pp.119-127.。
总结来看，智能革命无法自然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导导致的技术异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导是导致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本原因。技术作为一种中性的力量，在资本的主导下强化了资本家的剥削能力。罗萨对美好生活的全部研究建立在以加速为核心的新异化理论上。这一理论所批判的对象，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的批判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和资本的关注。罗萨所提出的“社会加速理论”从技术加速的角度构建了社会加速的结构化状态。社会加速结构内置于现代化进程，并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生产生活。从这一点来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智能革命可能产生的新异化是阻碍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维度对“劳动异化”进行了界定。“异化劳动”是劳动者与自身劳动产品的异化，与自己劳动的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其他人的异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来自媒体和传播学的学者将异化的概念用于社交媒体的分析，并取得巨大的成功。③Christian Fuchs,Sebastian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in TripleC-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Vol.11,No.2,pp.237-293.技术支配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是社会异化出现新变化的根源。在金融资本和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环境中，劳动异化进一步呈现出数字化和无形化的特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将用户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界定为数字劳动，并认为用户在数字平台产生的无偿数字劳动被平台资本家转化为一种“数据商品”④Christian Fuchs,“Karl Marx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ulture Today”,in Culture Unbound,2014,Vol.6,No.3,pp.39-76.。对于用户来说，大平台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使得用户大量的闲暇时间被平台占据。用户在平台活动中产生的数据轨迹、个人资料等被平台收集和处理。平台通过数据再利用加剧对用户消费的刺激，并完成对数字用户数据的无偿占有。⑤David Chandler,Christian Fuchs, Digital Objects,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p.64-66.例如，用户主动生成了在数据平台上发布的博客推文，但这些内容却不受作为创造者的用户的完全控制。这些信息被平台无条件地用来预测和影响用户行为。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将平台无形的控制活动称为用户活动的疏远。①Mark Andrejevic,“Surveillance and Alienation in the Online Economy”,in Surveillance &Society,2011,Vol.8,No.3,pp.278-287.
资本主导下劳动异化的关键是资本增殖导致劳动的非正义。资本的增殖性和支配性以及资本的垄断地位，导致社会财富和阶层的两极分化。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增加了数据生产者的孤立感和疏离感。②Kafui Attoh,Katie Wells,Declan Cullen,“‘We"re Building Their Data’: Labor,Alienation,and Idiocy in The Smart City”,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2019,Vol.37,No.6,pp.1007-1024.智能革命带来的数字剥削将劳动者和用户简化为商品。正如福克斯指出的，平台通过准入协议将用户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广告化”，利用用户在社交网络中的压力将用户转化为广告公司的“商品”③Christian Fuchs,Sebastian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in TipleC-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Vol.11,No.2,pp.237-293.。作为维系沟通的传播媒介，技术将个人货币化。在数字劳动中，用户是平台最大的也是无偿的劳动者。安杰·杰克伦（Antje Jackelén）认为，个人自由分享的数据被算法操纵和分化，并走向完全的透明。④Antje Jackelén,“Technology,Theology,and Spirituality in The Digital Age”,in Zygon,2021,Vol.56,No.1,pp.6-18.平台通过算法更新和内容刺激更大程度占有用户的免费时间，促使用户无意识地停留在平台上。用户以其数据为“货币”支付大平台“免费”的服务，平台通过无形数据搜集用户的隐私和安全细节，实施财务剥削和潜在的个人分析。⑤Mark Hill,“Invisible Interpretations:Reflection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in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2016,Vol.1,pp.130-150.例如：脸书将自己所掌握的用户数据作为与合作广告公司的博弈筹码；
大平台在欠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算法殖民（colonization by algorithms）；
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缺乏数据认识能力和监管能力，不得不依赖大平台获取智能设备的访问功能；
大平台通过设计完整的生态系统“诱捕”用户，使用户难以从中摆脱出来。⑥Wynand Lambrechts,Saurabh Sinha,Sarah Mosoetsa,“Colonization by Algorithm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IEEE Access,2022,Vol.10,pp.11057-11064.
除获取用户的剩余价值之外，大平台还通过算法来塑造环境。数字资本家利用算法实现对劳动者的监视与控制。原有的劳动统计方式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并且管理者可以通过算法以更有效的形式和更低的成本，来决定劳动者的雇佣和晋升。⑦Adrián Todolí-Signes,“Labor Law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in Christian Korunka ed., Flexible Working Practices and Approaches,Cham:Springer,2021,pp.257-277.算法的辅助决策甚至在自动化决策过程使劳动者面临算法的隐性统治。例如，集中化的数字平台可以实现劳动者的云办公，但平台后台运行的算法可以将劳动者的工作过程、工作状态等进行录音录像和效率评估。
艾托·冈萨雷斯（Aitor González）在“代码即法律”（code as law）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代码重组了工作和劳动的关系。他认为，“数字无产阶级”（digital proletariat）在算法的不间断评估与持续指导下，沦为数字机器和物理机器的结合体。⑧Aitor Jiménez González,“Law,Code and Exploitation: How Corporations Regulat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Digital Proletariat”,in Critical Sociology,2021,Vol.48,No.2,pp.361-373.个人在算法的语境下从“他者剥削”向“自我剥削”转变。自我剥削这一概念由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提出。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塑造的功绩社会，使得剥削的形式由马克思时代的他者变为资本主义话语中的自由和自我实现。韩炳哲强调，“功绩社会”中限制和约束主体的力量不再来自外部的他者，而是由主体自身通过自我优化和内部竞争实现。在缺乏他者强迫的环境中，个人基于自我优化和自我提升的幻觉而努力工作并创造剩余价值。此外，数字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高速变迁的速率增加了劳动者对生活的恐惧。表现不佳带来的落魄感和被蔑视则驱动着劳动者进行偏执的努力。①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第82—83页。罗萨将这种偏执努力情形视为社会加速的产物。他认为，科技的发展为事务量的增加提供了客观条件。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竞争和宗教文化中的永恒应许构成了一种加速循环。在这种循环下，所有的人都需要为了获得承认而被迫表现。
在自我剥削中，算法的监督与控制塑造了一种文化幻想。彼得·布鲁姆（Peter Bloom）认为，这种幻想驱使劳动者通过不断提升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来实现自我的可雇佣（self-exploitation）。②Peter Bloom,“Fight for Your Alienation: The Fantasy of Employability and The Ironic Struggle for Self-exploitation”,in Ephemera:Theory&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2013,Vol.13,No.4,pp.785-807.然而，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的过程是最大化自我剥削的过程。在这种文化幻想中，劳动者越是渴望克服异化，就越是陷入劳动异化的束缚中。算法在劳动者提升的过程中化身为无形的他者，算法的评估与监督被构建成劳动者自我提升的方向。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资本的支配与剥削将整个世界变得彻底物化且抽象。③Antonio Negri,Art&Multitude,London:Polity Press,2011,vii-xiii.个人在物化且抽象的世界中不断重复着异化劳动，体验资本剥削带来的肉体压迫和情感压迫。例如，对数字平台零工劳动者的调查显示，尽管远程和去情境化的劳动赋予劳动者一些权利，但是更多的人在这种远程劳动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平台带来的剥削，并最终选择逃离这种零工劳动。④Eliane Bucher,Christian Fieseler,Christoph Lutz,“Mattering in Digital Labor”,i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19,Vol.34,No.4,pp.307-324.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主导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环境将劳动者束缚在劳动过程中。异化的智能革命导致数字异化劳动。在资本的主导下，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相分离，劳动被异化为维持生计的活动而丧失了享乐的部分。数字劳动异化从科技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衍生而来，使传统劳动中对肉体的剥削逐渐转向对情感的剥削。情感作为一种新兴社会资本在表达时引发了劳动的“感知革命”。感性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了重新配置的功能。智能革命在数字劳动异化的过程中强化了管理者实施情绪控制能力。管理者通过算法对劳动者进行情感操控，使技能较低的劳动者被贬低化和污名化，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⑤Mirjam Müller,“Emotional Labour: A Case of Gender-Specific Exploitation”,in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19,Vol.22,No.7,pp.841-862.在算法的隐形统治中，资本主导的劳动过程沦为资本的价值创造过程，使用价值的存在意义被不断削弱直到缺失。⑥大卫·哈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异化》，《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第1—4+192页。使用价值的缺失使得劳动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过程，劳动过程从提供满足感转变为提供倦怠感。异化的劳动和重复的压迫导致劳动者参与劳动所获得的满足感丧失，并导致劳动者对劳动的厌恶。这种厌恶会刺激劳动者逃离异化劳动，并最终通过“躺平”逃离这个物化且抽象的病态世界。
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受资本主导的智能革命使劳动异化并导致社会不平等和新型剥削。马克思对技术进步的批判研究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环境下，私有制主导的技术进步反而加剧了劳动者的负担，并造成技术与劳动的对立，最终造成了少数人的享乐。但作为中立的技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也可以发挥其进步意义。技术进步是使劳动更具效率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手段。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智能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在合理的应用和控制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体意义，推动人类社会持续进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叙事主题是“消灭私有制”，阶段性叙事主题则随着不同阶段资本发展的特征而各有侧重。①吴宏政：《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4—25+204页。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管此前的分配制度设计了对公平的保障，但是在优先性和量的规定上缺乏明确的标准。这导致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过大，政府难以通过再分配实现收入差距的合理控制。并且，对量的强调也导致发展的片面化，缺乏可持续性和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因此，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就是要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处理好社会分配问题。既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又要保证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处理好社会不平等及衍生的相关问题。
首先，智能革命带来的技术加速催生出具有共同富裕特征的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是科学和技术有意识应用的产物。②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pp.127-128.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用新的发展理念统筹社会发展全局，用高质量发展带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这需要国家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发展成果更大程度惠及社会每一个群体。智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变革。③Jenna Burrell,Marion Fourcade,“The Society of Algorithms”,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21,Vol.47,pp.213-237.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智能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变革，驱动全球经济向更高级的数字经济形态演进。数字化时代将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向协同共治的共享经济转型。数字经济发展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现代化建设三者的有机统一。数字经济通过对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的升级和优化。在数字经济中，智能革命改变了传统生产模式下劳动者对单一商业组织的依附。自动化生产的全面普及使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在价值定义中的意义减弱。④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81—102+205—206页。传统的体力劳动在价值定义中的部分逐渐转变为固定资产的一部分，知识和技能转而成为促进生产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信息、知识和技能的共享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共享意识所带来的知识学习无偿化，可以摧毁私有制与资本逻辑主导的所有权概念，从而为新时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创造新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智能技术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并不意味着对个体差异的抹杀或消除，共享经济也不意味着无差别的平均主义。后现代哲学家如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强调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差异性（difference）或奇异性（singularity），每一个个体在社会空间中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特征。⑤Colin Hay,“Interpreting Interpretivism Interpreting Interpretations:The New Hermeneut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1,Vol.89,No.1,pp.167-182.缺乏差异的世界会导致个性的消失，个体在这样的世界中会陷入存在上的迷失。因此，共同富裕建设的目标是在共同体中缩小差距而不是消除差距。只有承认差距并将差距控制在适度水平内，才可以实现共同体的进步和个性的满足。智能革命所希望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差别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话说，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情势（Situation）是在个体“一”基础上展示出的多元（Multiplicité）。⑥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页。如果缺乏了个体“一”的差异性，这种“多”将失去意义。
其次，智能革命中可以增强国家的再分配能力，为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精准治理提供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但物质积累的非均衡会导致发展成果呈现区域间的不平衡。正如哈维所说，资本演化中要素连接方式的不同导致各地区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态。①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p.148.从根源来看，这种不均衡是资本积累在空间属性上的拓展。资本积累通过非地域性地利用时间占领了空间，并同时导致基于地域空间的社会非正义问题。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的资源再分配再优化能力不足是造成空间非正义问题的现实原因。相较于市场，国家在信息反应上的能力不足使得国家无法对资本积累导致的不平衡形成更有效的干预和调整，从而使地域不平衡产生并不断扩大。
然而，以人机结合或人机融合的方式推动智能革命，可以强化国家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反应速度，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智能革命的一大优势就是将复杂的技术通过算法变得更加简单，更易复制推广。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扩大是由于偏向性的技术进步。智能革命对共识机制的优化和改造，可以更加精准透明地实现对劳动价值的确认，避免中心化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或资源分配分散的问题。公共部门对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②Maciej Kuziemski,Gianluca Misuraca,“AI Governance in The Public Sector:Three Tales from The Frontiers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in Democratic Settings”,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20,Vol.44,No.6,101976.公共空间中信息的多元化，可以拓展民众接受信息的渠道。数字世界的虚拟特征使其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中介系统。云计算、数字孪生等技术将现实世界虚拟化，个体在虚拟化的世界中可以更有效地获得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有助于民众增强数据意识和数字素养，也有助于强化个体的政治参与意识。
智能技术使政府进行更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更快速的信息反应成为可能。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可以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数据化的研究对象，从而发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尝试利用算法对难民进行重新安置，并促使难民的就业率大幅提升。③Kirk Bansak,et al.,“Improving Refugee Integration Through Data-Driven Algorithmic Assignment”,in Science,2018,Vol.359,No.6373,pp.325-329.此外，政府可以利用算法汇集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增强社会群体的包容性和人类的审议能力。④Wendy Tam-Cho,“Algorithms Can Foster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in Nature,2018,Vol.558,No.7711,p.487.区块链技术与科层制的结合则有助于消除科层制下的信息壁垒和数据封锁所产生的数据孤岛。总体而言，智能革命可以通过算法对不同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汇总，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共识难题。⑤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81—102+205—206页。
最后，智能技术增强了社会整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减少信息缺失导致的失灵现象。社会经济的有序增长需要政府和市场通过良性互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机制存在的信息迟滞问题会导致效率性市场失灵。政府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但政府调节一样面临信息不充分和决策失误导致的政府失灵风险。智能革命在解决失灵问题中，可以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必要的缺失信息。智能革命所产生的智能治理导致社会生活呈现出数据化、精细化和算法化的特征。智能革命打破了原有的技术平衡，平台通过技术再创新可以优化自身的生产模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企业家可以通过对市场风险的评估，创造出新的商机和新的市场，从而创造、拓宽新的就业岗位。一些观点认为，大平台使用的过滤算法会降低信息多样性，并导致公共空间中充斥着虚假新闻。⑥Engin Bozdag,Jeroen van den Hoven,“Breaking the Filter Bubble: Democracy and Design”,in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16,Vol.17,No.4,pp.249-265.自动化算法在社交网络中的使用使公共舆论面临被操纵的风险。⑦Philip Howard,Samuel Woolley,Ryan Calo,“Algorithms,Bots,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S 2016 Election:The Challenge of Automa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or Election Law and Administration”,i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Politics,Vol.15,No.2,2018,pp.81-93.但算法客观上还是为普通用户赋予了更大的权利。①Jose van Dijck,“Governing Digital Societies: Private Platforms,Public Values”,in Computer Law &Security Review,2020,Vol.36,105377.孤立地看，算法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在公共空间信息竞争中获得胜利。这样的算法设计增加了社会的孤立感。但正如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指出的，从整体角度来看，这样的算法设计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算法的多元竞争。②Kate Crawford,“Can an Algorithm be Agonistic? Ten Scenes from Life in Calculated Publics”,in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2015,Vol.41,No.1,pp.77-92.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尝试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用共同劳动、财产共有等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和改造。恩格斯称赞这一思想“粗糙”但“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列宁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成果中，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下共同劳动的成果归全体劳动者所有。④《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123页。早期的探索经验表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劳动，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劳动，是对资本增殖下劳动异化的超越。
共同劳动就是重新建立劳动者与劳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统一。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进行集体协作和共同劳动。劳动者与劳动的物质条件处于一种“天然统一”⑤李根蟠：《“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探讨——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9期，第4—26+205页。的状态。但这种“天然统一”的共同劳动缺乏对生产力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因而随着生产力的扩大被私有制和劳动剥削所取代。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形成的消费社会中，资本将个体的“想要”扭曲为个人的“需要”，进而将生产过程转变为破坏的过程。对商品的狂热追求使个人沉溺在物质世界的享受中，忽视意义世界的建设，从而陷入意义世界的虚无。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有序发展的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分工协作的物质社会，还是一个充满思想和情感的精神社会。⑥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共同富裕所希望满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品质和更广泛的精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⑦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03版。个人通过共同劳动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需要”的满足和意义世界的建设。因此，共同劳动的过程就是在劳动中实现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精神文明的需求。具体来说，共同劳动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智能革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数字劳动异化，关键核心在于资本和私有制对技术的支配。在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资本和市场扩张导致智能革命的资本积累被过度集中。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机制被视为保障个人自由和实现平均主义的核心。但是这样的原则打破了劳动过程中的平均主义，在日常生活和管理中造成贫富分化。⑧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pp.233.共同富裕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保证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公有制的生产形式排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行使“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416页。。建立在公有制下的共同劳动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确保劳动成果更多地强调使用价值的属性。
其次，劳动的共享性。共同劳动的共享性意味着使用价值的最大限度扩大。换言之，作为价值表现方式的货币以及货币所对应的交换价值都将消失。价值的定义将只通过其中存在的劳动时间来确定。劳动时间一方面充当了价值尺度，另一方面也是衡量劳动者在共同劳动中份额的尺度。这意味着在共同劳动中，劳动不再被任何其他形式和群体界定和占有。劳动者参与共同劳动的过程是劳动者自我满足的过程。智能革命最大的价值，在于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享受，从而重新发现劳动的价值。对数字零工劳动的研究发现，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重要”和“有所作为”的个人将更多地参与他们的数字化劳动。①Eliane Bucher,Christian Fieseler,Christoph Lutz,“Mattering in Digital Labor”,i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19,Vol.34,No.4,pp.307-324.在智能革命的进一步影响下，共同劳动与享受具有合意愿性，是主体自身喜欢、自主选择、对身体有益的劳动，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②何云峰、王绍梁：《“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何以可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第66—73+158页。共同劳动的共享性意味着劳动过程中价值创造的目的是满足自我认可和自我认定。个人通过劳动所实现的是自我情绪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最后，“共鸣的爱”的劳动。数字经济的威胁在于模糊了真实生产和虚拟投机的边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指出，经验的现实和虚拟的现实在数字经济中存在简短的循环，这种循环构成了虚拟空间中“无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less Capitalism）③Slavoj Žižek,“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Society,2001,Vol.13,No.3-4,pp.190-198.。劳动者在数字空间中进行的“无摩擦的劳动”，所体验到的是缺乏情感关怀的否定与不幸，最终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共同劳动就是希望通过改变加速对人的管制，重新将美好生活的目标注入个人的自主性中。⑤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第110页。在罗萨看来，共鸣是克服社会加速的最终方案。个体通过娱乐工具建立起的物质共鸣轴、通过友谊建立起的社会共鸣轴以及通过艺术建立起的存在性共鸣轴，使自己达到“诗意栖居”（poetic Dwelling）的生活状态。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描述中，诗意栖居代表找寻到诗意的本质。而诗意的本质是个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是个体安居的状态。⑥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个体可以向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那样，用欣赏的眼光和充满诗意的语言“回到存在的感觉（feeling of presence），回到自然和生活的感觉”⑦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1991,pp.41-42.。
共同劳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机器生产为人的解放节约了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意味着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限剥削。这种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就压缩了工人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时间。共同劳动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劳动者提供了自由时间。例如，智能革命所催生的无人工厂，使机器创造机器、机器生产价值，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形式。这才能将人真正从被压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工作日的缩短”是自由王国建立的根本条件。⑨《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9页。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可以真正将自我价值融入劳动的过程中。也只有通过智能革命实现对现有劳动的重塑，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将劳动视为解放人的手段。另一方面，智能革命为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表现为人的需要能力和属性的丰富性、普遍性和全面性。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一切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外在条件的限制，自主自愿地发展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智能革命所增加的自由时间是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由时间的增加可以使人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规划和自我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都得到了增强，个体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来面对社会生活。随着个体素养的不断增强，智能革命将促使人成为更加完整的人。
猜你喜欢共同富裕异化劳动者论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9期)2022-10-25致敬劳动者小天使·五年级语数英综合(2022年5期)2022-05-28劳动者新农村(浙江)(2022年5期)2022-05-19Palabras claves de China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1年12期)2022-01-01农村聘礼的异化与治理——基于微治理的视角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3期)2021-12-06商品交换中的所有权正义及其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1期)2021-11-22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代陕西(2021年16期)2021-11-02金湖：美丽生金，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华人时刊(2021年21期)2021-03-09劳动者的尊严不应被“扔”在地上今日农业(2020年19期)2020-11-06从异化看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2期)2020-0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