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峰
1127 年北宋灭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于南方偏安一隅，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变。华裔学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刘子健（James T.C.Liu，1919 —1993）观察两宋之际的一系列转向之后，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向内转的历史论断。《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正是刘氏研究两宋之际转向的代表性著作，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是立论严谨，观点独到，一经问世，就在美国汉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是刘氏学贯中西、沟通中西史学的重要范本。
刘子健，生于1919 年，早年曾求学于燕京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哈佛大学，后长期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华裔学者中在国外汉学界享有盛誉的代表人物。刘氏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术成果甚多。《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下文简称《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体现了刘氏兼备西方史学分析和深谙中文史料的双重治学取向。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处理的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所讨论的“唐宋变革论”问题，即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宋世近世说”提出修正。在《序言》中，刘氏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①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 页。刘氏从修正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出发，立足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提出了“中国转向内在，是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这个论断。在笔者看来，这是刘氏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后得出的独到见解。他的主要论点是：“11 到12 世纪，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 世纪初期。”②同上，第1 页。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是长时段与短时段、整体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典范，全书充分利用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将北宋与南宋对比研究，逐步考察从北宋到南宋的文化、政治、思想之转变，进而最终分析中国何以在南宋时期而不是北宋时期完成内向化发展。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古今中外史家对由唐入宋这一大变革时期的变化多有关注和讨论。早在南宋初期，郑樵就已经观察到隋唐与宋之间的明显区别，如其在《通志·氏族略》中说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③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1 页。继郑樵之后，后来之学者如沈括、王夫之等都对唐宋之际的变化问题有所讨论，然则此种关注并没有在史学实践上产生太大影响。④可参见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1 期，第11 —16 页。直到20 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 —1934）系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①内藤湖南1909 年最早提出此学说，见于其1909 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绪言》：“近世应当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0 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 年，第527 页。转引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2 页。。内藤氏主张唐和宋的文化在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②关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研究，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对20 世纪国际、国内宋史研究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在其后的日本和中国学界，出现了一批信奉“唐宋变革论”的学者，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历史分期讨论和古代史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唐宋变革论”最大的作用并不在于其提供了关于历史分期具体的标准答案，而在于其较早地从中国的内在理路出发，关注中国古代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历史分期进行了一次新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可行性尝试。近代学者治中国古代史，大体而论，处理历史分期问题有两大路径：一为传统中国之路径，按朝代先后顺序，此种分期下的中国古代史撰写，以一家一姓帝王为转移，对于历史发展变化之规律延续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叙述框架和模式；
一为由欧美传入中国的西方历史分期方法，比附泰西之史，不顾中国传统之实际，径直用泰西之古代、近代分期，单纯比附，也没有从中国的历史实情出发，用西方的分期方法来定义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而内藤则不同，他关注中国历史内在理路之差异，提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和西方近代史学分期法的第三种路径，因之对中国的古代史研究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长时段地考察中国之历史，从内在理路出发去考察唐代与宋代之间的一系列变化，是为“唐宋变革论”，由此宋代就成为近世中国的分水岭。这种宏观的视野有助于理解唐宋之间的各种变化，但是其缺点也很明显。
对内藤氏“唐宋变革论”提出疑问和修正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抑或是欧美汉学界，都不乏其人。就日本学界而言，前田直典（1915—1949）在1948 年出版《在东亚的古代终结》是批判内藤宋世近世说和“唐宋变革论”的先锋。在前田氏看来，应该把唐末之前及唐末划分为古代，宋代划分为中世。前田氏的分期与内藤之宋世近世说截然不同，这一学说并不是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日本学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的时代区分论。与此同时，继承内藤学说的京都学派也出现了新的动向。③参见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6 期，第22 —27 页。国内学者对内藤此学说之回应，大体分为两端：其一是唐史研究者的回应，如张泽咸之《“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是唐宋变革的时间、阶级关系变动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
其二是宋史研究者的关注与评议，如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20 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等。④关于国内对于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和评议，详见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各派学人对内藤唐宋变革之说，或质疑，或予以修正，然而并没有从史学实践层面有所发挥。而刘子健则是较早质疑“唐宋变革论”并且在史学实践层面有所作为的学者之一，《中国转向内在》正是刘氏批评“唐宋变革论”的代表作。
在《中国转向内在》成书之前，刘氏早在1963 年就对“唐宋变革论”提出了商榷意见。根据全汉昇的记录，是年，刘氏应全汉昇之邀来中国台湾参加宋史座谈会。⑤刘子健在座谈会上的完整发言，参见全汉昇：《略论宋代经济的进步》，载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66 —70 页。在讨论宋代的经济地位时，他反对宋代中国属于中古时期的观点，指出“贸然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⑥全汉昇：《略论宋代经济的进步》，第67 页。。对于“内藤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了”①全汉昇：《略论宋代经济的进步》，第67 页。这一点，刘氏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理解，他认为宋代和宋代以后的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没有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刘氏虽然认同内藤等人的部分说法，但是根本上还是觉得宋代近世说是机械地借用或者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古、现代），认为这是机械地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这一学术观点，在《中国转向内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氏在书中给出了更加翔实的资料论证，且立论也更加严谨。
包括内藤在内的学人，往往过多关注的是唐宋之际的变化，而笼统地将宋朝视为一体看待。正如刘氏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②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5 页。刘氏从关注差异出发，对传统观点提出两点疑问，体现了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其一，宋代是否为近世；
其二，两宋可否为一体。
在该书的开头部分，刘氏已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③同上，第8 页。刘氏从商业发展的个案分析出发，指出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势头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政府和官僚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近代化有其特殊的本质特征，拿着表象去比附近代化，恐怕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
刘氏作为专业的宋史专家，对宋代历史的把握相比通史家和其他一些汉学家有着更加细致的考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刘氏指出，在12 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从12 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刘氏的论断，正是从这里入手的。为什么是南宋而不是北宋发生内向化？北宋和南宋的差异究竟在哪？
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刘氏从经学和儒学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分析两宋之际的差异及其转向，并分析转向之原因。在这部分的比较研究之中，刘氏将长时段的大历史与历史深处的细节相结合，既注重历史长时段的联系，又能够深入分析此种转向的本质原因。刘氏谈北宋、南宋文学的差异，是从唐代的诗歌开始的，恢宏的视野有助于刘氏对南宋文学的转向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最能显示刘氏分析功力的是其对于两个世纪以来史学发展和经学发展的对比研究。为什么史学在持续发展，而经学却停滞不前？其原因何在？作者的分析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经学和史学的内在差异，导致二者在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其次，士大夫的学者官僚双重角色，让他们很难回避正统意识形态这一议题。④同上，第33 页。实际上，无论是经学还是史学，都很难脱离现实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想方面的干涉和影响。中国古代的经学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也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诚如刘泽华所言：“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其核心是王权主义。由于王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占统治地位，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对士人与‘学’起着控制与支配作用。”⑤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第309 页。而在古代中国，最能体现统治阶级思想意志的学说，无疑是儒家思想。刘氏在考察了宋代学术发展情况之后，也就自然地引发了对宋代儒学的关注。只是刘氏将北宋、南宋朝堂之间的各种斗争，以儒学的视野去考察，这点似乎值得商榷。毕竟，在南宋朝堂之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只能是皇帝、权臣，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儒者。
12 世纪的朝堂斗争已经真切地证明了一点，虽然基于亡国之耻的震撼、变革之门的关闭，保守主义儒家学派重新登上了朝堂，但是这些自诩为君子一般的人物，是无法懂得政治斗争的。刘氏不厌其烦地罗列南宋丞相的走马观花，甚至以赵鼎这个悲剧化的儒家英雄为个案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道德保守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是雄辩的，但却没有能力将理论付诸实践。理想的伟大与现实的残酷，终究会让这些君子们认清现实。正如刘氏指出的：“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①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26 页。11 世纪曾经纵横肆掠、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就这样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新儒家费尽心思所求，最终也不过只是一场不是胜利的胜利而已。南宋的新儒家，谋求正统的后果，并不是本身的创新与新生。相反，令人可悲的是，新儒家们正是放弃了曾经的追求，才一步步从朝廷的异端成为朝廷的正统。新儒家们谋求改革，向往成为君子，希望拯救麻烦重重的南宋朝廷，最终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无尽的党争和南宋的灭亡。
在余论中，刘子健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②同上，第153 页。这种论断和刘泽华毕生信奉的王权主义思想颇具异曲同工之妙。
刘氏《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主要观察的是两宋之际文化、思想的转向，对于北宋和南宋面临的民族关系之变迁却并无探讨。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面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时，表现都乏善可陈。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纵向比较来看，北宋和南宋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抗少数民族（因此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也没能够建立起传统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和羁縻体制。虽然两宋一直被史家视为接续隋唐的统一帝国，然而实际上北宋与南宋都处于诸多政权并存的分裂时代。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将北宋、南宋相继与辽、西夏、金这段对峙时期的中国历史称为“第二个南北朝时期”③周国琴：《论辽金与宋对峙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 年第1 期，第95 —100 页。。即使在元朝立国之后，关于宋与辽、金何为正统的问题，也是元朝官修前代史面临的一大难题，最终以《辽史》《宋史》《金史》并列才暂时结束了关于正统论的纷争。然而对于辽、金与宋的正统性问题，官修三部正史问世以后，仍然没有停止争论④赵永春指出，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这个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有人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参见赵永春：《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1 期，第147 —155 页。，反映出两宋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与争议性。
北宋立国之前，辽国已经建立，早已是一个可以与北宋分庭抗礼的漠北大国。北宋立国之后，党项族李元昊叛乱于前，称帝于后。北宋王朝不但无力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抗，反而需要通过给岁币等方式议和。这对于宋朝士人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也直接改变了宋朝人的天下观。北宋与辽、金的近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极大地冲击了北宋士人心中的传统华夷观念。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北宋时期，中国的天下观念第一次被打破，从而出现了边疆、边界意识的变化。如英国汉学家史怀梅（Naоmi Standen）在其名著《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⑤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正如其提要所云：“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以10 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907）至宋辽‘澶渊之盟’（1005）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天无二主，国无二君的传统观念，在两宋时期受到了冲击。既然辽与金都有皇帝，金国皇帝甚至地位尚在南宋皇帝之上。那么那些忠于辽或者金的皇帝的臣民，还可以被看作是贰吗？此类问题，颇让人玩味，也是两宋之际边界之民忠贰抉择的两难困境之源。中，讨论的就是关于辽宋边界与边界民众忠贰选择的问题。至于北宋被金所灭，宋徽宗、宋钦宗及百官与宗室被俘，更是两宋之际的一大分界线。在中国历史上，国都被破，尚有先例，如唐之长安，先被吐蕃攻陷于前，又被黄巢攻陷于后，后者甚至在长安称帝，建国大齐。但是皇帝与百官宗亲，悉数被俘，也不过司马氏之西晋与赵宋两家了。更加吊诡的是，西晋与北宋，都是被灭于少数民族政权，都在被灭之后在南方建立了政权（东晋与南宋），岂真天意也？巧合也？历史的趣味有时候可能就在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之中。
南宋之向内发展，虽有刘氏在书中分析的思想、文化诸多因素之原因，但是也不得不将对外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因素考虑在内。与唐代或者北宋相比，南宋的地域更小，且偏安南方一隅，在北方的扩张几无可能。南宋较少骑兵，也无法如汉唐一样，在西域扬兵耀武，能做的也只能是专心于内。这种外部环境的压抑，也成为南宋内向化的一大因素。
再者，刘氏提出的南宋的内向化发展，笔者以为更多的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就经济、贸易而言，南宋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南宋的商业税收占据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之现象。①冯芸认为：“宋代商业的长足发展，使来自商业方面的税收成为国家最为重要的税源，宋代统治阶级在此形势下已充分认识到国用与其取之于农，不如取之于商更为便利，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更大。”参见冯芸：《宋代国家与商业的关系研究》，见缪坤和主编《经济史论丛》（第3 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第61 页。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唐朝的时候，对外主要是文化交流；
南宋的时候，对外的经济交流则明显增多。当时各地把自己的土特产还有一些手工业产品运到泉州和宁波，然后又输送到海外。南宋的对外交流之频繁与繁荣，与南宋的地缘政治不无关系。因为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或对峙或处于战争状态，使得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被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替代。泉州等大型港口在南宋时期的兴起，正是南方对外经济发达的真实写照。经济上的外向与思想文化上的内向，共同构成了南宋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图景。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单一的或者静态的，只有关注多元化的历史样态，从动态发展出发，才可能更加地靠近历史发展之本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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